行军并不仅仅受制于地形地势的复杂万端，尤需注意的是，战场形势的瞬息万变更会随时影响行军的方式和路线。

以迂为直

国共之间的较量，在行军路线的选择考量上有充分体现。前四次反“围剿”，中共武装以运动战方式击退国民党军的“进剿”，其“行踪飘忽、出没不常”的行军风格，助力颇大。反观国民党军，这一时期多以正规作战为主，对应到行军路线，大多选择直线与大路。

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准备阶段，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颇为精到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失败，一般的原因就是怕苦偷懒。行军作战，只择近路直径来走，不愿意采曲线行动，出敌人所不料的远路。如此，所以‘土匪’晓得我们一定要走哪一条路，由哪一条路去，可来暗算我们。”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高层开始汲取之前的教训，调整打法和改变行军习惯。

早在同年6月，蒋介石致电陈诚，要求前线将领应习用行军作战的“曲线法”。蒋介石将此种战法的精髓概括为“以迂为直”，宁可行几倍道路与多爬丛岭高山，也不贪近与贪便。

1933年12月，蒋介石命令部队搜索行进时应走“菱形路线”，即向前进方向之山顶跃进，不仅不可择两侧山麓的道路来走，也不能沿山腹前进。因为山麓或山腹红军可随处埋伏，沿菱形路线红军则无法埋伏，即使埋伏在山麓或山腹，亦无法作为。

山地行军作战素为中共军队的拿手好戏，国民党军的新战法使得中共军队“于运动战无机可觅”，逐渐在宏观军事态势中走向被动。

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初期，深有感触：“如果我们看到四次战争中白军军官的无能，那我们看到现在是狡猾机警得多了。”

中共方面则因军事领导人的更替，更多地采取阵地防御，导致原本机动灵活的行军作战方式一度变得机械。

照猫画虎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武装面对的是日军这一更强大的对手，敌人学习与模仿能力极强，故敌我双方的博弈互动更加频繁，犹如高手博弈，需要见招拆招。

不止一位中共将领曾论述日军这一特点。

身处江南的新四军将领陈毅说：“日本是一个富于模仿性的民族。在江南，我们也感觉这一点。日寇灵活善变，一遇挨打即通报各方，马上反应，马上转变。因此，我们一种新办法用了之后，应该马上调换，守株待兔的办法一定吃亏。尤其重要的，日寇在后半年对游击战的学习和夜战，有了显著的进步，这就是他们的模仿天才的成就。比如来去走不同的路线，宿营地经常变换，专走小路避开大道，黑夜包围住民地直至天亮鸡犬不惊；敌寇也伪装我军，也用便衣队四出滋扰。”

华北日军亦有相似情况。

1938年11月，八路军将领吕正操观察到：敌人进攻经常在白天，夜间则伏处于据点内。但至1939年，日军开始由白天转为夜间行动。1940年，吕正操指出，日军“扫荡”时，夜间行军已成“战术特点”。具体而言，其行动往往选择在夜间，避开村庄走小道直取八路军机关。一般日军合击一地，会在夜间到达，且在进攻前一两小时就完成部署，进攻时间仍会选择拂晓。无独有偶，太行根据地，日军进攻八路军据点亦选择同一时间发动进攻。

至1942年，日军熟练掌握山地行军与夜行军的技巧，给八路军制造了不小的麻烦。《高鲁日记》记载了日军在晋西北根据地田家会村的一次夜间突围战：“2月14日，几个据点的敌人向东村移动，行动迅速，即刻到我警戒线，敌利用夜间走山路，避开我注意力，绕过我警戒线，敌人夜间行动时保密性好。在战场上，敌亦尽量在不好走的地方移动，避开我打击，而我注意不够。”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共有意识改变，特别强调对敌侦察战时侦察日夜皆不能间断，特别需要注意夜间侦察，甚至必要时要露营，一夜换一次宿营地。

审时度势

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对八路军采取包围合击战术，八路军一般选择夜间突围。随着日军对中共军队夜战特性的熟悉，这一经验亦须审时度势有所变通。吕正操提出，只要敌未到，可大胆分散，亦能突围而出，不必死守“转必夜间”的旧例。他大胆指出突围方向为日军首先开火之处，因为敌人首先开火处，“通常是敌牵制方向，兵力火力较弱”，反其道而行之由此突围，反而可收奇效。

中共武装的这一战术部署，无疑是根据日方战术变化而做出的因应。1939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下令：“对付八路军必须采用一套新的战术，找准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以大胆勇敢精神和动作，进行包围、迂回、欺骗、急袭，在近距离进行很快的奇巧袭击。”9月，冀中日军“扫荡”时便本着这一战术，佯装从慈峪镇撤退，主力部队则向八路军后方机关所在地陈庄急进。

日军的这一反常举动，为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张宗逊察觉并迅速做出回应。日军此前“扫荡”根据地，“往往是从哪条路来再由哪条路回去”，但张宗逊根据敌人战术特点，判断其撤退时可能不走来时小路而改走大路，于是派出重兵于大路埋伏，成功截断来犯日军。

无独有偶，1943年，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也观察到日军包围合击时，惯用“伪装佯动”的策略：“扫荡”前如南面敌撤退据点，收歇商店，焚烧棉花，北面部队采取迂回道路表示“扫荡”淮北与淮海等。“扫荡”时伪装撤退，隐蔽集中边缘地区，发现中共主力出来即突然反击。

日军战术变化多端，中共武装固守既有战斗经验显然不明智，只有与敌俱进，甚至料敌机先，方可取得胜利。

战争本来就是敌我双方的博弈互动过程，任何战术，如果一成不变，皆会被敌人识破，且可能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中共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但可从胜利中汲取经验，更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迅速改变。（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