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15日晚，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特别提到飞虎队的故事。他说，“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飞虎队。我们在重庆专门修建了纪念馆，邀请了1000多名飞虎队老兵及其家属回到中国，我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一直有书信往来。
最近，飞虎队老兵、103岁高龄的莫耶和98岁高龄的麦克马伦来到中国，登上了长城，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殊死营救美国军人的中国人民。浙江衢州有一个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当年获救的美国军人的后代经常来到这里，向见义勇为的中国人民表达敬意。我相信，血与火铸造的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一定能够代代相传。”
7年前，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采访了多位飞虎队老兵及其家属，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影像与口述史料。
如今，这些一直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口述史料得以发布。本期《草地》周刊整理并节选了其中部分内容，与读者共同追忆那段血与火铸造的传奇友谊。
来源：11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梦妮、王京雪、刘小草
图片来源：本文图片均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
靠着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馆员杨秋濛“敲开”了陈香梅的家门。
那是2016年，这位91岁高龄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遗孀，出乎意料地在生命最后的时光接受了来自中国年轻图书馆员的采访。事实上，一开始，杨秋濛都做好了被拒绝的打算。
当年11月，杨秋濛还先后采访了飞虎队轰炸机飞行员大卫·海沃德、飞虎队地勤人员维斯特里·弗朗科、多次飞跃“驼峰航线”的湖南籍飞虎队老兵陈科志、曾被中国村民营救的飞虎队老兵格伦·本尼达的遗孀埃莉诺·本尼达，以及陈纳德译电员马大任等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影像与口述史料。
如今，当年的受访者都已离世。这些飞虎队老人最后的讲述，漂洋过海保存在国家图书馆里，直到今天。
做对的事
201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工作人员结识了数位与飞虎队有密切联系的中间人。
之后，他们辗转联系上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执行主席杰弗里·格林，并见到了参加“飞虎队以及中美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共享交流大会”的飞虎队老兵，才有了宝贵的采访机会。
家喻户晓的“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由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1941年组建，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飞虎队”的绰号正是来自其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
飞虎队战机。
随着战事的发展与部队的调整，与该部队及陈纳德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美军第14航空队、驼峰空运队等都被统称为“飞虎队”。
援华作战期间，2000余名美籍飞虎队队员在战斗中牺牲，200多名飞虎队队员被中国民众营救，许多中国人也为此献出了生命。
“飞虎队是二战期间很特别、很重要的一段历史，但这个口述史项目做起来并不容易。”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告诉记者，当时飞虎队老兵仍在世的已经很少，也基本不在中国。
“坦率地说，决定做飞虎队口述史项目时，并没有充分的准备，是凭着一种紧迫感，硬着头皮去做的。”田苗说，但是他们凭着自己朴素的判断和图书馆人的使命感，觉得这件事值得做。
秉持“为国存史，为民立传”的信念，2012年成立的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一个重要选题方向就是抗战老兵口述。
“老兵的记忆关乎战争与和平、苦难与光荣，这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里最沉重的东西。”田苗解释，“人类很多知识在老人的记忆里，如果我们不去记录、不去访问，它们就会随着生命的终结一起消失。”在他看来，图书馆不只是保存书籍，也是为人类社会保存记忆和知识的载体。
做出采访飞虎队老兵的决定时，田苗并不确定这个项目会在哪一天发挥怎样的作用。“但现在时间到了，回头去看，觉得很幸运。”田苗感叹。
陈香梅接受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采访。
多亏了陈纳德将军画像
采访陈香梅时，一开始，老人几乎没有笑意。虽然就在面前，却让杨秋濛有一种距离感。
没想到，后来是客厅里那幅帅气的陈纳德将军画像帮了杨秋濛。
“这幅画像放在客厅这么明显的位置，您觉得这是陈纳德将军最帅的样子吗？”为了赢得眼前这位老人的信任，让她愿意开口，杨秋濛“冒险”临时跳出了采访提纲。
陈香梅一下就笑了，访谈气氛瞬间轻松起来。
客厅中摆放的陈纳德将军画像。
紧接着，杨秋濛拿出之前准备好的老照片，包括那张最有名的陈香梅和陈纳德在阳台上拥吻的照片。“和老人交流，当你触动到他们生命中珍贵的事情时，他们肯定是会有反馈的。”杨秋濛回忆，“虽然老人的记忆没有那么清晰，但作为亲历者，她讲出的内容，是无可取代的，是无价的。”
采访另一位飞虎队老兵时，因为时间仓促，杨秋濛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
“我们下了飞机，到达酒店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在走廊里，我看到一个老爷爷，他看着八九十岁，戴着一顶有飞虎队标识的帽子。”
杨秋濛当即感觉到，这位老爷爷应该就是来参会的一位飞虎队老兵。她鼓起勇气，走上前毛遂自荐，邀请他接受访问，没想到老爷爷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大家约定，半小时后在酒店房间里采访。杨秋濛和同事赶紧放下行李，用有限的时间支好拍摄器材，拟了一份采访提纲。“就这样，在酒店的房间里面，我完成了我的第一位飞虎队老兵采访。”她所访问的，是原飞虎队美军第14航空队22中队轰炸机驾驶员大卫·海沃德。
在那场深夜进行的采访中，在回答“您害怕过吗？”这个问题时，大卫·海沃德回忆起第一次执行任务飞往缅甸中部，向日军机场投下炸弹的经历。
返航途中，大卫·海沃德的飞机落到了队伍后面。透过窗户看下去，他发现下方有许多日本战机。很快，其中一架战斗机飞了上来，就在大卫·海沃德飞机不远处，他随时都可能被对方攻击。
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大卫·海沃德的思绪却飘向了更高远的地方。“人生中有些事情是有价值的，有些事情是没有价值的。我想我已经看到了那些有价值的事情。于是，那一刻我发誓，我再也不会为任何没有价值的事情而忧虑了。”
谈到这里，当时94岁的大卫·海沃德回到现实，笑着对杨秋濛说，他认为自己在后来的人生中，很好地遵守了这个承诺。
“老兵们都经历过生死，从他们身上我真的学到了很多。在人生许多关键时刻，我都会想起这段采访经历。”杨秋濛说。
大卫·海沃德（前排右一）接受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采访。
“那种连接，只有他们懂得”
采访格伦·本尼达遗孀埃莉诺·本尼达时，聊到本尼达一家对中国的感情，杨秋濛和采访对象都哭了。
1944年5月，20岁的格伦·本尼达执行任务时，战机被日军击中，坠落在湖北监利县。格伦·本尼达跳伞逃生，身负重伤，被当地村民发现并救下，并转送到新四军部队进行救治。为防止被日军发现，村民们还将飞机坠上石头，沉入湖中。
后来，格伦·本尼达和另一位被击落的飞虎队员李·格雷格一起，在新四军战士的护送下，越过日军封锁，回到位于重庆的美军第14航空队总部。
怀着对中国的深厚感情，格伦·本尼达携家人于2002年、2005年、2010年三次重返中国。去世后，他的部分骨灰被安葬在湖北。
第二次重返中国时，他们回到了当年救助格伦·本尼达的村庄，看到了那片沉没座机的湖水，也见到当年参与救助的村民。
格伦·本尼达还和一位救助者拥抱在一起，留下一张照片。“他们之间的那种感情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种连接，我想只有他们懂得。”埃莉诺·本尼达说。
那时，格伦·本尼达已经90多岁了，埃莉诺·本尼达回忆，他曾对救助他的村民说：“因为你们，我才能活下来，活到现在。”
说起一家人对中国刻骨铭心的感情时，埃莉诺·本尼达流泪了，杨秋濛也很动情，“我记得我们都哭了”。
除了在中国的经历，埃莉诺·本尼达还谈起了她与格伦·本尼达真挚的爱情，一起组建家庭，还有后来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这些，都发生在格伦·本尼达平安回到美国后。当年，他为中国人战斗，又被中国人救下，才有了后来的一切，得以享有这些属于普通人的幸福。
本尼达夫妇来中国时也会带上他们的儿孙，“她希望他们的后代能记住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延续这份情谊”，杨秋濛回忆。
格伦·本尼达遗孀埃莉诺·本尼达接受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采访。
唤起记忆，延续友谊
和本尼达一家一样，对中国怀有美好感情的飞虎队员还有很多。
近日，带着重温历史、传承飞虎队精神的愿望，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和飞虎队老兵哈里·莫耶、梅尔文·麦克马伦携30余位飞虎队员后代访华。他们一路寻访故地、追忆过去。
这次访问也让国内外的目光，再次聚焦到飞虎队这个群体上。
田苗坦言，当年，飞虎队项目本来计划继续做下去，但受限于各种因素而暂停了，但这些史料一直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他也感觉到，此时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7年前所采访到的这些口述历史。飞虎队老兵现存20多位。他希望，未来这个项目还能重启，继续做下去。
如今，他们选择发布这些口述史料。虽然当年的采访还有很多遗憾，但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发布，让立项之初的一些美好期望得以实现。
“可能是非常小的助力，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些来自国家图书馆的史料，能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两国人民的记忆，延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田苗说。
参加“飞虎队以及中美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共享交流大会”的飞虎队老兵合影。
口述史料
陈香梅：陈纳德将军非常爱中国
我出生在北京，对那里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那里过了很多日子，在那里工作，会见朋友。一直到现在，来来往往很多次。
我的母亲在家族里是比较有威望的，我跟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20世纪30年代，母亲带着我们六姐妹到香港避难，又逃难到桂林。一路走来，非常辛苦。
到桂林后，父亲安排我们去美国，大姐和四个妹妹都去了。我那时很年轻，是学生。抗战时期，很多人都到外国去，因为中国各方面情况很拮据，很困难。可是我决定留在中国，看看中国的情况，当时能够看到很多不同的艰巨情况。那个时候留在中国，经历抗战时候的那些困难，我今天回想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因为在做中央社的记者，做过很多飞虎队的报道，让中国人了解当时的情况。那时候我有机会访问飞虎队和陈纳德将军，问了他很多问题。跟他交谈很多事情，我也觉得很动人。能够有机会访问他，写飞虎队的情况，我非常高兴。能够在中国做这么多事情，陈纳德将军也非常骄傲。
1945年，胜利在望，陈纳德将军却因故返美。离开时，很多中国人去欢送他。他跟我讲，“我回来再见。”我心里非常感动。后来他真的回来了，我也非常非常高兴。
他回来后我们经常见面，他就向我求婚了，之后订婚、结婚。能够跟他在一起，我心里非常高兴。在家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我们一起生活，时间不是很长，可是能够在一起，是我一生里难忘的事情。
我们结婚以后，陈纳德将军也常常谈到他在中国的情况，当时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也常常来访问他。他非常爱中国，爱中国的朋友。
他去世以后，我有机会接受很多新闻界的访问，所以也有机会介绍中国。我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吧。从中国迁居到美国，环境是很不同的，可是在我个人来讲，能够在美国不断介绍中国，让美国人晓得中国的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身为中国人，每次有公开场合，我都穿旗袍。
中美两国能够合作，能够互相帮忙，为世界和平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我还要不断努力，不断地去做。（刘梦妮 王京雪 等）
陈香梅（左二）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团队成员合影，左一为杨秋濛。
大卫·海沃德：
为帮助中国抗战，我执行了53次飞行战斗任务
大卫·海沃德，原飞虎队美军第14航空队22中队轰炸机驾驶员。
我的名字是大卫·海沃德（David Kirkland Hayward）。1922年，我出生在旧金山。随后和家人往南搬迁，我大多数童年时光在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度过。我是一名飞行员。我服役美国空军的时间是从1942年2月到1945年8月，几乎跨越了整个战争。我参军的原因是，在纳粹德国的蹂躏下欧洲四分五裂，另一个战场上，日本袭击珍珠港，摧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我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已深陷困境，不得不反击。
经过6个月的训练之后，我被授予飞行胸章，并得到少尉的任命，成了空军的一员。我开始驾驶B-25飞机——双引擎中型轰炸机。
我被调去中国是要保护从印度到中国的空中补给线，保护我们的人进行运输。日本已经占领了缅甸，我们正运送物资去往缅甸北部，那里日本储备了一些战斗机，那些日本飞机正在击落我们的运输机。为了阻止日本击落我们的运输机，我们尽可能截断日本正在使用的供给线，这意味着轰炸河上的桥梁、船只，轰炸铁路、火车、敌人的航空燃料库，轰炸任何帮助日本供给他们北部战机的设施。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试图帮助中国，保证空运物资的安全。
成为中国飞虎队的一名飞行员，最难的是，每次我们执行战斗任务的时候，要提防日本战机过来袭击我们，同时要提防有地对空炮火对着我们。这非常危险，需要注意力很集中。我们对此非常紧张，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射中击落。我们在那里的几年时间里，失去了很多优秀的伙伴。他们是优秀的男子汉，远离了家园，到中国来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在中国期间，我执行了53次飞行战斗任务，因此我被授予“杰出飞行十字勋章”。说到击落飞机，我轰炸的目的不是击落飞机，而是向航空燃料、桥梁、火车头和船舶投放炸弹。我执行过的最难忘的一次任务，是日本人占领了越南，我们被告知要去那儿截断日本人的供给线，我们可以在那里向船只和港口射击，向它们投炸弹，向铁路和列车射击。我们的机关枪火力全开，朝向火车头，确实让日本人倒退了很大一步。
年轻时的大卫·海沃德。
我也害怕过，在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时。我们被送往缅甸中部，向敌军的飞机场投下炸弹。我们做到了，然后调转飞机返回基地。从窗户看下去，许多飞机在下面。但这些是日本人的飞机，有战斗机、轰炸机。很快，其中一架战斗机飞了上来，就在我的飞机旁边，刚刚在火炮手的射击范围之外。我能看见那架战斗机，我不知道它要做什么。会袭击我们吗？还是在挑衅我们？这种奇怪的想法萦绕在我的内心。那时我感到，人生中有些事情是有价值的，有些事情是没有价值的。我想我已经看到了那些有价值的事情。于是，我发誓，我再也不为任何没有价值的事情而忧虑了。我认为我很好地遵守了这个承诺。那是一段很可怕的时光，我们的飞机是飞行编队里飞得最慢的，落到了整个飞行编队的尾端，一架日本飞机在周围虎视眈眈。哦，我的天哪！但我想上天一定眷顾着我，所以我现在还能在这儿，在我94岁的时候与你聊天。
我们从陈纳德将军那里得到了很多经验。他是第14航空队的司令，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人。他特别了解战斗机战术，他来到我们的训练地，告诉飞行员们，你不可能在机动性上超过日本飞机，但你可以俯冲攻击。换句话说，先升到日本飞机之上，然后向下俯冲攻击，并迅速飞离，这样日本飞机就没办法尾随你了。他有好的战术，同时他建立起一个预警系统。这个系统中国人也参与进来了。中国人在整个中国的南方运营这些预警站，因此当日本飞机前来轰炸我们的飞机场时，我们能提前得到通知。
抗日战争胜利日70周年，北京举办了盛大的阅兵式，我和其他战争期间在中国服役的退伍老兵去了那里。我们得到盛情款待，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露天看台的正面观景位，整个受阅部队从我们面前经过，令人印象深刻。
我T恤上面印的标志，意思是“第14航空队飞虎队”。第14航空队由战斗机、中型轰炸机和重型四引擎轰炸机组成。最初美国志愿队被称为飞虎队，但有一天，当陈纳德将军来到我们的训练场，他说，你们可以称自己为飞虎队。于是我也能说自己是飞虎队的了。但我尽量对此保持低调，因为我不是最初飞虎队的成员，我算是第二代飞虎队队员，但是，我对此感到很自豪。
埃莉诺·本尼达：
格伦谈过对中国人的印象，“如果不是他们，我就不会活到现在”
埃利诺·本尼达，飞虎队老兵格伦·本尼达遗孀。
我是埃利诺·本尼达(Elinor Beneda)，93岁了，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隆波克，过着美好的生活。格伦(Glen Beneda)和我在他从中国回来后相遇，我们之前就认识，但战后我们正式见面，然后迅速坠入爱河。我想那大概是在8月份，第二年的3月我们就结婚了。我们有两个双胞胎儿子，4个了不起的孙子，还有7个曾孙。
我真正了解他的经历，是因为那些老飞行员开始举办年度团聚。不同的飞行员聚在一起，相互谈论记得的某某事，这是妻子们和其他家庭成员了解这些事情的机会。因为那些飞行员一开始真的很不愿意谈论这些。
格伦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就参军了，他加入了空军，被安排去了中国。在那里，他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在空中击落了3架日本飞机，可能还有两架，5架就能让他成为王牌飞行员，但另外两架没能得到确认。
年轻的格伦·本尼达。
他执行了80次任务，在第80次任务中被击落。他需要从着火的飞机中逃生，他的座舱盖卡住了。万幸他最终逃了出来，但落在一个没人认识的地区。
格伦后来谈到他对中国人的印象，“如果不是他们，我就不会活到现在”。那些村民救了他的命。他被击落后，村民们接纳了他，他们看到湖中有飞机，就走到湖边，试图用石头让飞机沉下去。因为周围都是日本人。事实上，日本人刚刚屠杀了他们附近的一个村庄，因为那里的人们帮助了一名飞行员，所以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格伦曾回忆，那里一直能听到机枪声，日本人应该在非常近的地方。格伦想离开那里，找个地方躲起来。
他们给了格伦一本对话点读册，一边是中文，另一边是对应的英文，这个是飞行员的标配。比如我需要喝水，我需要找个庇护所，或者我受伤了。然后格伦从口袋里拿出一面被美国飞行员称为“血幅”的旗帜，他挥动着旗帜，不断说“美国、美国”。最后，村民们组织了一群人，因为他腿受了伤，他们把他抬过了山，送到了新四军部队。他们把他藏在那里，直到他能安全移动为止。
大概过了两个月，另一位被击落的飞行员李·格雷格也到了那里。他们把两人一起安全转移。
格伦在他被击落后5个月就回美国了。战争结束后，他没有留在军队，回到了内布拉斯加州，那是孩子们出生的地方。然后我们来到加利福尼亚，格伦自己开过公司，也曾在邮局工作，后来成为消防员，直到退休。
将格伦一半的骨灰埋葬在湖北，其实主要是我的想法。格伦生前提到过将一半的骨灰带回中国，但他最初只是想把他的骨灰洒在那片他曾被击落的区域。
2005年是老兵们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们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一起访问中国。我们在一个会堂开会，没料到场面如此大。
会后，我们被安排了一个行程——去那个村庄见见当时救助过格伦的人。
那个场景令人感动，有那么多的人迎接我们。他们用滑竿抬着格伦，穿过稻田，到达湖畔。他的飞机就沉没在那儿。我的孙子跟着也一路走到湖边。有一张照片，格伦和一位92岁的老人拥抱在一起。那种感情是无法想象的。那种连接，我想我们从未经历过，只有他们懂得。
夏夔将军曾先后救过7位飞虎队飞行员。2001年，当和夏将军第一次见面座谈时，一排中国的老兵，一排美国的老兵。夏将军讲起他们搭救飞虎队员的故事，一位美国老兵说，你救过的人坐在那里，就是本尼达。我家里悬挂的书法，就是夏将军书写送给我们的，他是书法家。
维斯特里·弗朗科：
我和其他老兵在阅兵期间坐在第一排，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
维斯特里·弗朗科，原美军第4作战物资大队第1分队地勤人员。
我的名字是维斯特里·弗朗科(Wesley Raymond Fronk Sr)。1922年8月19日，我生在蒙大拿州一个叫乔丹的地方，现在分别居住在内华达州的亨德森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
1941年10月，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的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工作。珍珠港事件发生了，于是我在1942年10月8日报名参军。后来，我被选中接受专业培训，学习基础工程课程。这使我开始服役的时间推延到1944年3月底。
突然有一天，有人跟我说：“你要出发了。”我以为我要去北卡罗来纳州的新单位，然而他们只是带我穿过飞机跑道，来到一个中队。这支中队将于第二天早上，开启出国作战的流程。
我们被送上了美国海军巴特勒将军号，一路前往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我们以“之”字运动穿越南太平洋，最终进入印度洋，在那里被英国和印度海军的驱逐舰护航前往孟买。我们从孟买乘火车出发，穿过河流，一直到达印度的迪马普尔，然后乘卡车前往臭名昭著的英帕尔——那是日本人入侵印度的两个主要地方之一；另一个是科希马。我们驻扎在那里一个叫图立哈尔（Toulihal）的空军基地，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我们当时的主要职能是为英国第4军提供空中补给，也为中国军队提供补给，空投大米，为骡子空投燕麦。另外，当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为B-29建造的空军基地时，我们派出了一些飞机，帮助疏散。
后来，日本投降了。与此同时，由于英国和中国军队向南驶向缅甸南部时，补给线被延长，我们也向南移动，搬到了吉大港。在日本投降以后，我们中队接收到更新的C-46型飞机。然后，我们飞越了“驼峰”，我乘坐的是一架用来运载装备的飞机。我在昆明度过了一个晚上。一年半以来，我第一次吃新鲜的鸡蛋。顺便说一下，中国厨师非常好，做得一手好鸡蛋。
我继续出发，前往汉口。我们在汉口执行了几个重大任务，调动部队等。完成后，我们在上海待了大约两周。1945年11月22日，我们乘坐一艘商船前往旧金山，在12月3日回到了美国。我错过了送我回去报到的机会，所以实际上是在1945年12月22日退伍的。我有三年零十五天的时间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
我到过中国三次，一次是战争时期，我们从印度转场到中国。到达中国以后，就四处走走。我获得了三天的休假，先去了天津，然后去北平，第一次参观紫禁城。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友好、非常随和。有一天，我在街上散步，路过一所房子。有一位绅士走了出来，他挥手示意我进去，给我端了一杯热水，这让我印象深刻。尽管他们没有茶叶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但象征意义是非凡的。此外，2005年和2015年访问中国时，我也发现了这一点，人们都很有魅力。从战争时期到今天，中国人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经济的发展，一切变得更加开放，他们不断地对我们在二战期间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赞赏。
我现在或多或少算是一本“中国回忆录”，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缅甸战场故事的收藏家。我收集的书快有一个图书馆那么多了。
我意识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实际行动，都肯定有助于中国。但我觉得这些努力是值得的，这一切都影响了战争的结果。我知道，在那段时间里，中国人民真的很痛苦。
2015年，我到北京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典礼。那天真的令人叹为观止。我和其他老兵在阅兵期间坐在了第一排，这是一次了不起的经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
陈科志：
那时我正在西南联大读大学
看到日本飞机来炸我同胞，我就去当兵了
陈科志，原美军第14航空队飞机维修员。
我中文名叫作陈科志，英文叫Jerry Chen。我出生在1926年，在湖南长沙长到11岁，爸爸带我到香港去，在香港念中学。我1940年到1945年参加美国飞虎队，在昆明、缅甸、印度打过仗。
那个时候我正在西南联大读大学，我看到日本飞机来炸我们中国同胞。我就去当兵了。
招考飞虎队队员，要会讲英文，还要验身体，要大学校长开的证明才能进去。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机械系，所以分配到机械部门修理飞机，我在飞虎队的任务是保养战斗机。保养飞机分几个部门，有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的。
1942到1945年，我在飞虎队执行了四年的任务。那时相当危险，日本的飞机都是几十架、一百架地轰炸我们。我们的战友很多都炸死了，看见路上都是血，很可怜。没有办法，为国家牺牲，但我们的部队也打了20余架日本飞机下来。
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我飞过很多次。因为被日军占领了，物资过不来，都是靠飞机运过来。我就跟飞机到印度去了很多次。“驼峰航线”很危险，飞机不能飞那么高，要从山峰里面穿行过去。日本的飞机是九架在一起，排成一个人字形，有时候一来就是一排，足足有27架。我们的战斗机也很多，几十架上去打。这时候遇到轰炸机，飞机掉下来就直接撞在山上。
我们的飞机很多掉下来，都被中国人救了。我从飞机上跳降落伞下来，中国老百姓救下了我。
飞虎队基地总部在昆明，重庆、成都、桂林、湖南、浙江几个地方都有，我都去过。我一共执行了多少次任务记不清楚了，从昆明飞印度，运物资回来，再去印度那边修理飞机。
年轻时的陈科志（前排右一）。
飞虎队人太多了，我们这个部队，189人的第一大队里，中国人就我一个。
我觉得身为飞虎队员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就是为了国家，自己无所谓，命都不要。
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大部分撤退回美国。我跟上司到香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后来自己做生意，香港、美国两头跑，一直做到60多岁就退休了。
那个时候，我们将美国的手纸、笔、汽车、衣服、粮食，由美国运到香港，香港再运到大陆去，分发给老百姓。
2015年，我受邀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典礼。发了勋章给我，我很高兴。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就是飞虎队的，这是当时的标志。
马大任：
投笔从戎，我被分配到陈纳德办公室做译电员，管他的密码
马大任，陈纳德的译电员。
我1920年出生在温州永嘉县，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我父亲是温州中学的教员，温州中学待遇很好，所以我家在温州也算是有钱人。我父亲是个学者，很受尊敬，所以我小的时候非常幸福。
父亲对我的教育非常重视。我小的时候，父亲就到上海去了，他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书籍和杂志，都寄回温州。我房间里有个书架，上面有很多书。我写信给父亲，父亲看了我的信后，把所有的错字都改了，再寄回来给我看。
父亲还买了许多儿童体育用品。那时候学校的体育球类有五种：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我念初中的时候是全校唯一的五球选手，而且是网球队的队长。
我高中在上海中学念书，没有念完日本就打来了，那是1937年。那时高中学生念完一年级，要受3个月的军事训练，预备将来当军官同日本打仗。我在镇江受的军训。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那个谢团长，就是训练我的大队长。
军训还没结束，日本就打来了。我还是继续念高二，总想着抗日。我父亲对我说，你还继续在租界念书的话，你就要做顺民了，不能够抗日，否则你要被绑票了。假如你不愿意在上海住，不愿意住在日本人威胁之下的租界，你就到内地去当难民，你要么做顺民，要么当难民。我就同父亲说，我顺民也不当，难民也不当，我当兵去，所以我就投笔从戎。
到1938年，我就离开上海了。当时，哥哥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加入了随军服务团。我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坐火车到内地去投奔他。
后来我们的随军服务团解散，我考取了中央大学，当时选择了外文系。1941年飞虎队来到中国，这一百个飞行员，每个人都要配一个翻译员，他们要生活，要去昆明买东西、上饭馆。中国空军说不行啊，我们哪有一百个翻译员，我们只有飞行员。又不能够打广告招翻译员，万一日本派奸细混进来，那就糟了。中国政府想了个办法，说这样子，我们不对外公开招，我们指定五个在内地最好的大学的外文系的学生，可以自愿到飞虎队当翻译——是自愿，不是强迫。
这个命令下来之后，因为我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我就自愿参加飞虎队当翻译。到了昆明之后，我们要受三个月的训练，因为我们好多东西都不懂，空军的规矩不懂，另外我们在学校学的是英式英文，这些飞行员都是美国人，有许多词语英国人是这样说，美国人是那样说，所以我们要训练从英式英文改成美式英文。
训练之后分配工作，有一些去当飞行员的翻译，有一些做其他工作，我是分配到陈纳德办公室做译电员，就是管他的密码。因为空军来往的信件都要经过密码，明码改成密码发出去，来的电报都是密码，我翻译成明码给陈纳德看。
马大任绘制的总指挥部的平面图。
我们有八个译电员，因为译电需要两个人同时做，一天24小时，我们两个人一组，每一组工作六小时，所以需要八个人。我画了一张总指挥部的平面图，陈纳德的办公室就是他、翻译长舒伯炎和秘书三个人。我们这电报弄好送进去，有电报送出去他就告诉我们。陈纳德这个人非常客气，很少讲话，他很静很静的，从来不大声讲话，同我们讲话也很客气。
我的服务期是一年，一年之后我就回到中央大学继续读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