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国民参政员一行6人到访延安，黄炎培和毛泽东之间有了一次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不仅是毛泽东推心置腹的党外好友，也是诗情相通的诗友。黄炎培视毛泽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认为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也是“中华人民领袖”，更是一个饱含激情、富有文采的诗人。

“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闭幕，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与中共七大几乎在同一时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却走了一条与人民利益相反的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不参加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参政会和之后召开的国民大会，国共关系陷入紧张。这种紧张的局面引起了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6月2日，黄炎培等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黄炎培等人，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来延安。7月1日，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其中一位因病未成行）从重庆飞抵延安。

在延安，毛泽东同参政员们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 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感叹：“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短短5天的延安之行，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束延安的访问之后，黄炎培在很短的时间内写了《延安归来》。黄炎培在书中谈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延安归来》出版后，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中华人民领袖”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河北西柏坡，3月25日清晨到达北平。当天下午，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1000多人见面，黄炎培、沈钧儒等人就在其中，之后举行了阅兵式。当夜，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

毛泽东会见的第一位客人便是黄炎培。黄炎培后来在日记中记载，“夜，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香山双清别墅，毛夫人、周恩来4人同餐。我畅述所见，获得具体结果三点”。为什么毛泽东要单独邀请黄炎培呢？除了两人深厚的友谊和私交，还因为毛泽东清楚黄炎培本人虽然不是实业家，但他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实业家中有着巨大影响力。晚宴上，毛泽东与黄炎培沉浸于别后重逢的欢乐之中，长谈良久。黄炎培表示他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不辜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信任，尽力做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共同为振兴中华服务。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黄炎培等民主党派和社会著名人士被邀请参加，黄炎培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议期间，黄炎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0月1日，这是黄炎培终生难忘的日子。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黄炎培热泪盈眶，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今天终于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新生的中国、人民的中国诞生了！ 

当天晚上黄炎培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他激情澎湃、文思泉涌，写下了一首组诗《天安门歌》，以纪念这不平凡的一天。这首组诗共9首，其中第二首是这样的：“大野秧歌四起，红颜白叟黄童。中华人民领袖，出一个毛泽东。”诗言志、歌咏情，黄炎培用诗歌形式表达他对毛泽东的钦佩之情，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祝福和祝愿！

饱含激情、富有文采的诗人

黄炎培和毛泽东有许多共同的爱好，如写诗填词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之余，多次复信黄炎培，谈及诗作，在黄炎培眼中，毛泽东不仅仅是政治家，还是一位饱含激情、富有文采的诗人。

1950年8月香港新中国画报社出版了黄炎培的新作《红桑》。卷首有同年3月19日黄炎培所作《前言》，收录新诗15首，时间跨度从1938年11月23日至1950年3月11日。诗集出版后，黄炎培将其送给毛泽东。1950年9月1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回信：“大示敬悉，承赠大作《红桑集》，极为感谢。”

1956年9月，黄炎培将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呈送毛泽东观赏。张叔通时年已经80岁，花了一年时间作了画，并为每幅画自加了跋语，汇集成册。黄炎培和张叔通相交多年，知道张叔通惜墨如金，能作画却很少作画，有感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取得辉煌成就，特别是农村和工商界对共产党的领导极为称颂，才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做书画册一本。黄炎培特地为其写了一首长诗。黄炎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他是本着极高度诚意而写出来，特代陈，乞赐教；我的诗附求赐教！”毛泽东回信说：“画册、叙诗和另诗三首均已收到，十分感谢！”

为了表示对黄炎培多次赠诗词的谢意，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将自己之前填写的两首词书赠黄炎培，并在信中说：“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这两首词就是《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长江》。这两首词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与长江游泳之后所作，当时尚未定稿公开发表，足见他与黄炎培的友情和诗谊非同一般。

黄炎培读后深感欣慰，建议毛泽东公开发表两首词。毛泽东在同年12月16日的回信中说：“前信无甚深意，以不发表为妥。水调歌头：逝者如斯乎的‘乎’错了，请改为‘夫’字。”后来黄炎培又因对词作中“极目楚天舒”句不甚理解，致信与毛泽东推敲。1957年2月11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解释说：“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韩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