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堆围歼
淮海决战定胜负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曾对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邓小平、陈毅和刘伯承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这个通俗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
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总前委成立后，中原野战军指挥部驻地——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文昌宫同时成为总前委机关驻地。11月23日，为了便于指挥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总前委移驻临涣镇以东7.5公里的小李家村，总前委在安徽境内共驻45天。
淮海战役总前委在安徽萧县蔡洼村合影。右起：谭震林、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粟裕。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的双堆集歼灭战，是在濉溪县的双堆集地区进行的。11月23日，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向中央军委建议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先歼灭黄维兵团。次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指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邓小平十分清楚打黄维的艰难，同时对围歼黄维兵团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在各纵队首长会上表示：“我们这次围歼黄维兵团是非常艰苦，也非常光荣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助下，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他告诉中野部队：“只要消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的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邓小平、刘伯承和陈毅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采取“围三缺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打法，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
为援救黄维兵团，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命令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解黄维兵团之围，尔后一同南撤。
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立即命令华东野战军十一个纵队分三路，向永城、涡阳、亳县疾进，阻击和拦击杜聿明集团。
永城，在徐州西南九十公里处。如果让杜聿明集团到了永城，往西可分散逃走，往南则可会同蚌埠方向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一齐接应黄维兵团，使黄维兵团再由里往外打，形成里外夹击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参战部队的局面，其后果不堪设想。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彻夜不眠，密切注视其动态，亲自向永城地区豫皖苏第三军分区负责人下达任务。最终，永城守军顶住敌人猛烈进攻，直到增援的大部队到达，挡住了敌人西逃去路，全歼黄维兵团，生俘黄维，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安徽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安徽人民群众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外战争史上谱写了人民战争的壮丽诗篇。
运筹帷幄
挥师百万过大江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胜利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已占压倒优势。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一面在“和谈”的掩护下，企图争取喘息时间伺机反扑；一面加紧部署长江防线，幻想依凭长江天险和海空军优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
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粉碎国民党划江而治的阴谋，党中央明确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负责指挥渡江战役，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1949年3月22日，总前委移驻蚌埠孙家圩子。3月26日，总前委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渡江战役的时间、地点等重大问题。会后，邓小平亲自拟定渡江作战方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月初，为便于指挥整个渡江作战，总前委从蚌埠孙家圩子移驻肥东瑶岗。在瑶岗期间，邓小平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关注部队军事训练情况、战士思想和饮食状况，还十分关心渡江支前工作，亲自到瑶岗和附近村庄组织起来的支前民工队去动员、授旗，发支前证，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困难，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4月20日，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谈宣告破裂。4月20日夜，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下，百万大军开始强渡长江。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的第七、九兵团在无为至枞阳段率先起渡，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
渡江战役能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安徽人民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下，积极投入渡江战役支前运动，船工们更是随解放大军一道投入到战斗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为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