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时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正确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把战争从内线引向外线，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这场震动全局、气势壮观的战略性突进，在邓小平的军事生涯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展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风采。

为人民解放而战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调集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各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在自卫战争中不断地赢得胜利。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经过激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71万余人，蒋介石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3月下旬，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了延安。为打破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毛泽东考虑实施外线出击、进军中原的战略计划。5月4日和8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两次致电刘邓，要他们尽早结束内线作战，外线出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转入战略反攻。

为了充分做好外线出击的准备工作，刘邓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邓小平为书记，领导中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同时，邓小平感到，抓紧做好政治上的准备工作，十分紧迫。他亲自到部队中做思想动员工作，据时任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回忆说：“邓政委指出晋冀鲁豫解放区就像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大战场。我们坚决执行打出去的战略方针，把山东和陕北的敌人拖出来。”

6月21日，邓小平在直属部队股长、营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战略反攻的几个问题》的动员报告，针对有人认为“主力打到外线”的战略决策时机不成熟、站不住脚，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说反攻的时机到来了，这是有根据的，不反攻是不行的”“毛主席的思想是全党的准绳，这是历史上已经证明了的”。最后，邓小平号召全体指战员要立下反攻雄心，一心一意跟毛主席走。这次动员报告，解决了一部分干部、战士思想上的疑问，提高了他们对战略反攻的认识，鼓舞了斗志和信心。

黄河是刘邓挺进中原必须克服的第一道障碍。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正式发起了鲁西南战役。蒋介石仓皇从豫北战场和豫苏战场调集4个整编师10个旅赶来增援，并由王敬久指挥，分左右两路，向定陶、巨野推进，坚守郓城。刘邓分析敌情后，决定采用“攻其一点（郓城），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定陶），各个击破”的战法。经过28天艰苦的连续作战，歼灭郓城、定陶、六营集、羊山集之守敌共计5.6万余人。鲁西南战役解放了数百万人民，收复了黄河南岸的广大地区。这一战，实现了我军“中央突破”战略计划，为跃进大别山，直驱蒋介石的“卧榻之侧”扫清了障碍。

坚决执行中央决策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既是国民党军向我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的战略后方和其首府南京、重镇武汉的屏障，又是整个南部战线中的薄弱环节。1947年7月23日，在围攻羊山集的战斗中，刘邓收到中央军委来电，如无把握迅速攻歼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则应立即集合全军休整10天左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建立根据地。

然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鲁西南距大别山千里之遥，路上还有沙河、汝河、淮河等河流阻隔，且有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围堵，而我军炮弹消耗殆尽又无新兵补充，经费已不足半月开支，在此情况下进行大兵团无后方作战，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刘邓依然表示“完全拥护所示方针”，同时也如实地陈述部队存在的困难，提出在内线继续作战2个月，待时机更为有利、南下困难更少时再向大别山挺进。应该说，刘邓的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负责任的。

7月29日，刘邓又收到毛泽东代中央军委起草的紧急密电，称“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在连续作战、损耗甚大、部队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刘邓顾全大局，当即致电中央军委：“决心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7月31日，刘邓召集各纵队主要负责同志开会，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这一战略举措所估计的3种前途，要求所有人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勇往直前，不向后看，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荣艰巨的战略任务。

此时，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不利的变化。蒋介石调集8个整编师约14万人，分别由菏泽、袁口等地对刘邓主力分进合击，而连日的大雨，又让黄河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8月6日，刘邓当机立断，停止休整，立即隐蔽突然东进，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10余天后，蒋介石仍未发现我军的战略意图，反而认为我军既不能北渡，又不敢作战，只好向南“逃窜”。待我军以惊人的毅力涉过天然屏障黄泛区、突破布防严密的沙河后，蒋介石如梦初醒，察觉到刘邓正有计划地向大别山地区进军，紧急调兵遣将，企图挡住去路。

为了快速前进，刘邓命令部队实行轻装前进，埋藏和炸毁一些必须精简的笨重武器、车辆，邓小平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著名口号，激励广大战士勇往直前。随后刘邓指挥大军激战汝河、抢渡淮河，于27日进入大别山。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刘邓大军成功跃进到大别山区。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刘邓大军胜利进入大别山，像一把尖刀刺入蒋介石的心脏，但是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非易事。一方面，敌人疯狂反扑，军事压力非常大，1947年12月8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称在大别山发现敌人33个旅、近80个团的兵力尾随追击，企图将我军逐出大别山或就地歼灭；另一方面，我军在缺少棉衣、弹药的情况下深入到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带，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难度非常高。

1947年12月8日刘邓致中央军委电

在野战军渡过淮河后的当天，邓小平高瞻远瞩，对进入大别山后如何打仗、如何发动群众等问题做了深入思考，并以中共中央中原局名义，起草了给晋冀鲁豫野战军所属部队《关于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邓小平指出，今后任务是全心全意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特别是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这个指示精神，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军事斗争方面，为了粉碎敌人围攻，刘邓根据中央指示，决定采取“避战”分兵的方针，刘伯承率一部分部队跳出包围圈，在淮北指挥全局；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率小型前方指挥部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穿插于数倍于己的敌人之间。这种“以小部牵敌大部，以大部消灭小敌”的作战手段，取得了良好效果。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跟”。

在思想政治方面，邓小平用智慧和经验感染着每一个战士。1948年3月，在安徽临泉召开的部队干部会议上，针对有同志认为反攻后胜利不如去年大了，是不是反攻过早了？邓小平从战略意义上和胜利战果上分析了“我们还是行的，起码我们完成了毛主席给我们的战略任务”，“在大别山和中原地区背住了蒋介石在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大约90多个旅左右的兵力”。他引导部队干部要认识到“打仗从来有进攻方向，有牵制方向，一头担轻一头担重的，我们担着重的一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整体，整个胜利是有我们一份的”。

在纪律建设方面，邓小平以铁的纪律建设部队。1947年11月11日，当部队路过黄冈县总路嘴时，店铺的商贩都走光了，邓小平走到街道中间，却发现一个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当得知此人是警卫团4连副连长时，他立即与刘伯承等商定，一定要严明军纪，枪毙这位副连长。当时有人说情，说这位副连长有战功，可否从轻处理？邓小平说，铁的纪律是我们在大别山立足的关键。当天下午，李达参谋长召集总直属队军人大会，并请总路嘴的小商贩参加，宣判这位副连长死刑，立即执行。邓小平的果断决定，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大别山区。群众纷纷议论说“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红军回来了”。

在新区工作方面，邓小平深入调查新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阶级情况，指出在阶级划分上提出的“贫雇农路线”不够准确，在实际斗争中又出现了把富裕中农划为富农，而将富农划为地主，其结果使贫雇农孤立起来，不敢起来与恶霸地主作斗争。群众之所以把分得的浮财夜晚送还给地主，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这实际上是脱离了广大劳动群众，孤立自己。随后他亲笔撰写了《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上报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为江南和大西南广大新解放区的农村和城市的各项改革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这些意见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称赞。

1948年8月24日《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部分）

通过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刘邓最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伟大转折点，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亲率大军执行这一战略决策，跋山涉水，克服种种困难，在大别山站稳了脚，实现了最好的前途。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邓小平所表现出来的照顾全局、勇挑重担、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值得我们一代代传承下去。（刘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