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到深入敌后于暗处、在白色恐怖中秘密开展革命工作，再到临危受命接手人民军工，为中国军事工业的初创殚精竭虑。王逢原的一生，是一部从坚定信仰走向躬身铸器的革命奉献之路，更是近现代中国革命者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不懈奉献的生动缩影。

王逢原，1912年1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一个富农家庭。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消息传到吉林，立刻激起了人民群众极大的愤怒。当地民众自发组织反帝示威活动，年仅13岁的王逢原也积极参与其中。1926年，王逢原考入当地重点中学——吉林第二中学。后来，随父母迁往北京生活读书，先在弘达学院补习，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正在上大学的王逢原看到家乡被敌人的铁蹄践踏，感到悲愤交加，便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他和其他学生一同南下向国民政府请愿。然而，在南京的游行示威活动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回到北平后，王逢原暗下决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中国革命互济会是中共秘密外围组织，前身是1925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济难会，以救济民众、援助红军、反对白色恐怖等为主要任务。王逢原在学校中主动加入组织，在中共北平南区委工作。由于王逢原做事果敢，很快就被调任河北省互济总会，成为组织部部长和救援部部长。经过近一年的地下工作，1933年王逢原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并参加互济会党团。

主持李大钊公祭

公祭李大钊同志，是王逢原入党后的第一个重大任务。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残忍绞杀于北京西交民巷司法部后街京师看守所内。由于时局动荡，李大钊的灵柩被暂时安置在妙光阁浙寺中，一放就是六年。1933年春，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因重病缠身，带着孩子从河北回到北平，期望能让丈夫入土为安。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北京市委接到消息后，立即对公葬李大钊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由河北省互济会负责丧事的具体工作。2月，刚调任互济会救援部长的王逢原接受党组织的委派，担任筹备组组长。公葬李大钊表面是以互济会名义举行的群众自发活动，实际上是党组织为了宣传李大钊及同时殉难的19位烈士事迹。因此，王逢原想吸引各界人士和社会团体参与，来扩大公祭活动的影响力。他向筹备组的成员传达了三条精神原则，讨论了具体执行办法并进行了分工。王逢原领导筹备组秘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组织募捐、制作党旗、编印就义烈士宣传材料、刻制石碑、雇佣白事班子、刊登讣告等。经过一个月的努力，4月22日公祭当天，共筹集善款八百有余，收到挽幛数十幅、花圈数十具，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次日清晨五时，浙寺大厅里挤满了人群，前来送殡的包括青年学生、大学教授、工人、农民、士兵和市民。王逢原为了便于指挥队伍，走在队伍前列。沿途加入路祭的民众越来越多，人流如潮水般涌动，渐渐淹没了宣内大街。然而，当局派大批全副武装的宪警和几辆卡车蜂拥而至，四处抓人、打人。面对如此混乱的情形，王逢原随即与李夫人商量，缩减送葬队伍，只留几个同志化身亲友护送灵柩前往万安墓地，从而有惊无险地到达了目的地。

公葬李大钊是党组织为唤起民众共同反抗反动势力而采取的一次重要行动，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王逢原临危受命，带领筹备组成员为李大钊举行了庄重的公葬仪式。此举不仅以实际行动抗议了迫害李大钊的反动统治者，更向广大人民群众表达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坚持地下斗争

公祭活动结束后，王逢原接上级紧急通知，得知党内出现叛徒，立即告知相关人员迅速转移。随后，他被派往天津，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然而，天津也到处是敌人，王逢原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年龄也备受怀疑，在当地显得格外突兀，无奈之下只得东躲西藏，生活异常艰辛。1933年7月，王逢原又前往张家口，先在全国抗日御侮救亡总会、万全县御侮救亡分会工作，后任中共万全地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同年，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不久，王逢原被派到抗日同盟军第五十六师苏丙生部做政治工作，希望他能团结部队官兵，发动更多人加入共产党。10月初，王逢原调任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正当他携带大量党组织发展资料重返北平，满心欢喜地准备向上级汇报成果之际，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漂泊不定的王逢原选择回到东北老家，但此时长春早已被日寇占领，无奈之下，他又决定前往哈尔滨，到东北抗日活动较为频繁的宾县，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到1937年，王逢原一边在中学教书，一边在宾县党组织的带领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地下供应工作。他借钱办了一个化学工业社，配置一些酒精、纱布、药品等医疗物资，再偷偷转运给赵尚志担任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三军。1937年初，王逢原与抗联第三军中断了联系。为了再次参与武装斗争，回到北平后，他考入南苑第二十九军军官团参谋训练班，负责军队的兵运工作。1938年2月，历经千辛万苦，王逢原和战友终于进入山西，投身于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王逢原先后担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晋西南区军事部副部长，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政委等职。

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与包围之下，王逢原出生入死，不畏艰险，和组织四次失去联系，先后在北平、天津、察哈尔、哈尔滨、山西等地做地下工作和兵运工作。

投身军工事业

在王逢原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中，有两段时期与军工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段是晋绥军工时期，另一段是东北军工时期。从晋绥到东北，他陪伴我国军工事业走过了最艰难的初创岁月，为我国军工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筑牢根基。

1944年10月，晋绥军区加强军工领导，调整了组织机构，成立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命王逢原担任首任部长兼政委。此时，我军的武器质量上低劣，数量上严重不足，总是以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补给自身，敌我工业技术水平相差悬殊，而晋绥根据地人力、物力资源匮乏，工业生产难以开展，这一切对王逢原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他深知八路军在装备方面难以赶超敌人，所以集中力量制造各种弹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王逢原四处寻找适合的人才，引荐了许多有能力的人加入晋绥军工队伍。面对敌人的偷袭破坏，他沉着冷静地领导工人总结经验，加强防范，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针对动力和原材料不足的问题，他召集大家出谋划策，积极采纳群众的建议。铁是军工生产的重要原料，原先都是炒土铁，早已不满足生产的需要。有人提出用平汉路和同蒲路的铁轨铸器，这一创新想法得到了王逢原的极力赞同，他说，若不砍掉“敌人”的“千里马”，根据地建设和人民安全就没有保证。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怎能不干呢？敌人利用铁路打我们，而我们又利用铁轨打敌人，这无疑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于是工人们非常高兴，还给铁轨起了一个代号：“万能”。在王逢原的带领下，晋绥军工后勤工业部上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促进了晋绥根据地军事工业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调动部队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王逢原遵照上级指示，率领晋绥军工骨干日夜兼程，率先抵达沈阳。他被任命为东北军事工业部副部长，而拟定的部长未到任，初期一直由王逢原负责主持工作。他一方面着手开展旧工厂机器设备的接管与改造工作，另一方面积极筹建新的军工部门。此时部门仅有十余名成员，面对错综复杂的收复局面，人手严重不足。王逢原就白天跑工厂考察，晚上回来开会汇报。他做事雷厉风行，效率很高，总是给人紧迫感。就这样，王逢原领导接收了沈阳兵工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孤家子火药厂等。

1946年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进攻，军工部多次战略转移。王逢原在沈阳负责指挥撤退工作。由于形势危急，需要在短短几天内撤退上万吨的设备原料，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王逢原迅速组织队伍，化整为零，顺利运出了核心设备和弹药等物资，保障了军队作战需求。此外，他还抽调人运输了大批粮食，对以后珲春军管部的基础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王逢原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财政计划局物资供应处处长、财经委员会物资分配局副局长、国家物资总局局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副省长、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国家经济委员会顾问。1980年1月6日，王逢原因劳累过度诱发心脏病，不幸病逝，享年68岁。（陈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