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一位鲜为人知却功勋卓著的忠诚战士，他是中央特科成员，筹款创办幼稚园，收养多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子女和烈士遗孤，还曾护送斯诺到达陕北。

董健吾

他是一位牧师，却将信仰写进烽火岁月；他身处教堂，却把理想熔铸于无声战场。董健吾，1891年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1914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曙光初现的年代里，他以牧师身份为掩护，行走于暗夜与黎明之间，成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一位鲜为人知却功勋卓著的忠诚战士。

青年牧师的觉醒

董健吾出生于青浦县一户殷实家庭。其祖母沈氏，知书达理、笃信基督，在她的带领与熏陶下，全家相继皈依基督教。董健吾自幼便浸润于浓厚的宗教氛围中，191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理科。大学期间，他性格活跃、勤奋好学，不但专业成绩出众，还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非常赏识董健吾，屡次劝说他进修神学。于是，他又潜心攻读了两年神学，毕业时获得了理科与神学双学士文凭。

1917年毕业后，在卜舫济的安排下，董健吾前往扬州圣公会办的友基小学任校长。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震醒神州，董健吾深切感受到国家积贫积弱、列强欺侮压迫之痛，开始思考和探索救国真谛。1920年，经卜舫济的指派，董健吾转去西安教会中学当校长。其间，他团结同仁，革新教学，使学校名声大噪，成为当地的名校。

1924年秋，董健吾重返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校长助理。卜舫济一心期望这位得意门生能够成为忠实的基督教徒。然而，董健吾受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启迪，又目睹了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的种种罪行，他的爱国情怀日益炽烈。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深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怒火骤然喷涌，全国各大城市迅速掀起了反帝高潮。董健吾毅然挺身而出，组织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投身反帝洪流中。卜舫济对此强烈反对，严禁师生参与罢课示威，他采取提前放假的手段，意图驱散抗议队伍。然而，令卜舫济未曾料到的是，6月3日，董健吾带领爱国师生降下了圣约翰大学里高悬着的美国国旗，升起了中国国旗。此举令卜舫济深感失望，师徒二人自此分道扬镳。董健吾随即离开圣约翰大学，前往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

加入中央特科

董健吾虽身处教堂，却时刻关心着风云激荡的时代洪流。不久，经圣约翰大学同窗、共产党员浦化人引荐，他前往冯玉祥军中担任随军牧师，兼政治部秘书处处长。1928年，在浦化人和刘伯坚的介绍下，董健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8年11月，董健吾离开西北军，再度回到上海圣彼得教堂。在陈赓的动员下，秘密加入了中央特科，迅速成为陈赓的得力助手。与此同时，根据组织的指示，董健吾在法租界开设了一家“松柏斋”古董商店，以老板身份从容周旋。凭借流利的英语与从容的气度，吸引了不少外国顾客往来，“古董店”也因此成为中共地下情报活动中一个稳固的掩护据点。

1929年4月，由于叛徒白鑫告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杨殷，以及负责军委工作的颜昌颐、邢士贞等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白鑫原是中央军委的秘书，掌握大量核心机密，其叛变对组织构成严重威胁。周恩来指示陈赓要严密侦察白鑫的行踪，施以坚决惩处。在摸清白鑫住处和动向后，陈赓给董健吾部署了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查明白鑫住处周边地形，拟定行动方案；二是在里弄外监视敌特动向。董健吾接到命令后多次奔赴现场侦察，有时装扮成手持拐杖的市井老者，有时扮成西装革履的富商在霞飞路和合坊附近转悠。经过细致摸排，他精确绘制了和合坊内外地形图，标出敌特军警可能设岗的位置、行动队员隐蔽处以及进退路线。所有侦察资料一经整理完毕，立即向陈赓作了汇报。

中央特科掌握到白鑫将于11月11日离沪后，锄奸行动按计划展开。11日下午，陈赓率领行动科的8名队员于夜幕降临前在白鑫住处潜伏下来。董健吾则扮作闲人，在弄堂外的街上密切注视四周动静。当晚，白鑫一伙人刚走出住所，行动队立即开枪射击，然后迅速安全撤离。一直在远处瞭望的董健吾则趁机上前，以围观市民身份挤入人群，经仔细确认，白鑫已被当场击毙。这次干净利落的锄奸行动震动上海，极大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创办幼稚园

1929年底，为妥善安置大革命失败后牺牲的烈士遗孤、革命者无力照料的子女，以及被囚于敌人狱中的共产党员后代，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幼稚园。这项充满风险却又意义重大的任务，经陈赓交到了董健吾手中，董健吾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副重担。

为了筹措经费，董健吾返回家乡青浦，变卖从祖母处继承的田产，换得一千大洋。他用变卖田产的钱租了两幢石库门房子。着手选聘教职员工、购置教学与生活物资。待一切就绪，幼稚园开始接收孩子入园。园名定为“大同”，寓意“世界大同”，寄托着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

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正式开园。不久便接纳了三十余名孩童。最小的不满周岁，最大的也只有八岁。他们虽年幼，却个个身世坎坷，经历了与至亲的生离死别。这些孩子中，有彭湃、恽代英、杨殷等人的后代。1931年初，园里又迎来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三兄弟。

幼稚园内设有儿童卧室、游戏室、餐室、卫生间和学习室。游戏室里有滑梯、木马、积木等玩具，学习室则供年龄稍长的孩子每日接受两小时启蒙教育。孩子们每天的起居、饮食、游戏乃至散步，皆按详尽的日程安排，井然有序。在老师们慈母般的呵护和教导下，孩子们过着温馨快乐的童年生活。

智送毛岸英兄弟去苏联

然而，平静的日子在1932年春被打破。一名保育员某日外出后突然失踪，杳无音信。幼稚园工作人员警觉到形势有变，为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决定立即解散幼稚园，将所有的革命后代转移至安全处。幼稚园解散后，董健吾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接到自己家中抚养。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保存这两颗革命火种，告慰开慧烈士在天之灵，我毅然担起这千斤重担。在白色恐怖之下，全家藏匿‘匪首’之子可谓死罪，但我们未曾退缩。从那时起，全家的命运便与这两个孩子紧紧相连，成了一家人。”

几年后，经张学良部属李杜赴苏联之便，董健吾委托他将岸英、岸青带至法国，再经苏联驻法使馆协助，最终兄弟二人安全抵达莫斯科。

护送斯诺奔赴延安

1936年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拜访宋庆龄，向她吐露了深入陕北采访的迫切愿望。长久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外界充斥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斯诺决心到陕北采访，一探究竟。宋庆龄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经慎重研究后，决定把护送斯诺去苏区的任务仍交给董健吾。董健吾不久前曾秘密赴瓦窑堡执行联络任务，与陕北方面及张学良部建立了可靠关系，加之通晓英语、沉着机警，无疑是护送国际友人的不二人选。

为确保安全，宋庆龄还设计了一套精巧的接头方式：她在一张俄文名片背面题写两句英文诗，加盖骑缝章后一剪为二，一半交由董健吾，另一半则送至斯诺手中。二人须在西安凭此“信物”相认。

1936年6月初，斯诺离开北平，历经两天两夜颠簸抵达西安。几日后的一个清晨，一位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叩响了他的房门。来人以流畅的英语自我介绍，自称是王牧师并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半张名片，斯诺立即将自己珍藏的另一半取出，两半切口严丝合缝，诗句完整相对。这一刻，“王牧师”与追寻真相的西方记者双手紧握。

此后的日子里，董健吾以“王牧师”身份与斯诺朝夕相处。二人坦诚交流，从中国时局到信仰理想，愈谈愈深，结成挚友。与此同时，董健吾悄然联络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顺利对接上专程前来迎接斯诺的邓发。不久，在董健吾的安排下，斯诺乘坐东北军的军用卡车，由西安经宗蒲县到洛川、延安，然后步行到前线。几经周折，斯诺终于到达红军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

在陕北这片充满生机的红色土地上，斯诺进行了历时数月的深入采访，最终撰写出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这部著作首次向西方客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真实图景，成为中国革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位屡建奇功的红色牧师未居功请赏，未出任公职，仅以一名推拿医生的身份隐于沪上巷陌，过着平淡朴素的生活。1970年12月12日，董健吾在上海安详离世。（王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