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前仆后继，为国捐躯。茅丽瑛就是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她以坚不可摧的红色信仰、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坚持与敌斗争，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她的英勇事迹流传至今，激励了无数后人。

走上革命道路

茅丽瑛（1910—1939），浙江杭州人，自幼家贫，勤奋好学。1918年，她进入上海启秀女校（附设小学、幼稚园）读书。1930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后因无力缴纳学费而辍学。1931年，茅丽瑛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考进江海关（今上海海关），任英文打字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她踊跃参加抗日募捐援助活动，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茅丽瑛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江海关支部秘密成立，并开始酝酿成立严密的群众组织。11月，我党领导的海关进步团体“乐文社”正式成立，其宗旨为“以文会友，敬业乐文”。当时，茅丽瑛耳闻目睹了太多帝国主义肆意操纵我国海关主权的行径，心情悲愤不已。于是，她加入“乐文社”组织的读书会，开始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通俗的马克思主义读物，并与同伴们认真研讨时事和社会问题，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茅丽瑛加入了由“乐文社”成立的“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任慰劳组组长，积极投身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她白天上班，晚上开展战时服务工作，还与基督教女青年会会员合作，借允中女校作为“中国职业妇女会”的会址，积极组织慰问伤兵与救济难民工作。

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公共租界成为其占领区内的“孤岛”。为了更广泛地宣传、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江海关支部组织戏剧文艺人员成立“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简称“长征团”），用歌咏、话剧、活报剧等形式宣传抗战。茅丽瑛毅然放弃海关这份“金饭碗”工作，加入了长征团。她辞别母亲，于11月27日南下广州、江门、九龙等地海关，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她曾对友人说：“我爱我母亲，但我也爱祖国，危难中的祖国，是更需要我们年轻人的热血！”

长征团在粤澳活动月余后，部分成员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而茅丽瑛因母亲病重回到上海。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她拒绝了江海关复职的建议与几家大公司的高薪聘请，选择到启秀女校任教。1938年5月5日，鉴于上海当时的险恶形势，“中国职业妇女会”改组更名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并召开成立大会，茅丽瑛被推举为首届主席。从此，她在我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上海广大妇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职妇”会址设在慈安里大楼内，她将这里作为宣传工作主阵地，与同伴们一起通过发起公演、组织义卖等方式为新四军筹集经费，支援抗日。同月，茅丽瑛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孤岛”义卖救亡

1939年春节，上海慰问皖南新四军的各界代表团回沪向各救亡协会代表作报告，茅丽瑛前去听了报告。当她听到前线战士缺少药品，时值严冬身上还没有寒衣穿时，深深地为新四军将士英勇抗战、痛歼敌寇的事迹而感动不已，她慷慨激昂地号召大家：“兄弟姐妹们，救国救民如救火，我们马上行动起来，支援新四军，变敌人后方为前线，欢迎新四军打到上海来！”用实际行动支援浴血奋战的新四军。根据我党组织的指示，茅丽瑛利用上海“孤岛”的特殊条件，迅速组织“职妇”为新四军筹募寒衣和款项等工作。

“职妇”在接到上级指示后，对如何组织此次募捐活动进行了研究，最终决定举办一次物品慈善义卖会。为此，茅丽瑛组建了义卖筹备委员会，并亲自主持会议，落实具体事项。为使义卖会取得合法地位，她以主持人的身份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记立案，领取了执照。然而，在敌特猖獗的“孤岛”上海举办这样的义卖活动，注定是不会一帆风顺的。

6月，“职妇”借电台进行宣传，以推销代价券和征募义卖品，这引起了敌伪特务机关的注意。播音开始后不久，“职妇”和电台都收到附有一颗子弹的匿名恐吓信，信中扬言“立即停止播音，否则将于你们不利”。茅丽瑛毫不畏惧，沉着应对：“继续广播。”电台宣传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不但推销了大批代价券，也征集到大批义卖品。当时，推销的方法是买主认购代价券，于约定的时间与地点举行义卖，以代价券购物。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物品慈善义卖会组织的起缘和简章》中记载：“其有物品众多不便一一送交本会公卖者，当由本会印发代价券，购券者持券前往兑货，以资两便，由公卖所得的货价，除却应扣成本外，悉数捐作救难之用。”

《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物品慈善义卖会组织的起缘和简章》上记载的印发代价券事宜（部分） 上海市档案馆藏

敌伪特务见威胁失败，就转而破坏义卖会，恐吓提供会场的单位，茅丽瑛最后决定在“职妇”会址进行义卖。在其“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的精神感召下，“职妇”同人齐心协力，“物品慈善义卖会”终于在7月14日举行。开幕当天，茅丽瑛带领参加义卖的人员与前来捣乱的敌伪暴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将两个暴徒扭送至公共租界工部局，后在法庭上公开作证揭露敌伪破坏义卖的阴谋，使义卖活动得以圆满结束。最终，义卖所得款项悉数用作募制军棉衣和救济难民。

遭敌暗杀捐躯

敌伪的破坏活动失败后，将茅丽瑛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1939年11月17日，敌伪操纵的《新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上海共党企图再举，在文化界积极活跃，日方已加严密监视中》的报道，公开点名威胁茅丽瑛，称她为“第二史良之中国共产党激烈分子”。同志们都担心她的安危，我党组织也明确指出茅丽瑛已不适宜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准备让其迅速撤离，前往新四军中工作。但出于对党和革命工作的强烈责任感，茅丽瑛向组织提出把“职妇”工作做好、稳定群众的情绪后再离开的要求。组织批准了她的请求。

敌伪见恫吓无效，便计划了更为卑劣的暗杀行动。12月12日晚，当茅丽瑛在“职妇”开完会走出慈安里大楼时，意外遭到特务枪击，倒在了血泊之中。当时，她腹部和腿部中弹，仍紧抱着装有会员名册的手提包，直到交给自己的同志。茅丽瑛被送往仁济医院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15日牺牲，时年29岁。她在生命垂危之际留下遗言：“吩咐一切的人别为我悲伤！我死，没有什么关系，我是时刻准备着牺牲的，希望大家要继续地努力，加倍地努力！”

茅丽瑛遇害的消息在报纸上刊登后，各界爱国人士群情激愤。12月17日，在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行了隆重公祭仪式。据《申报》记载，“前往致祭者达两千余人，仪式庄严肃穆，备极哀荣”，人们的悲愤情绪为“鲁迅先生逝世后所未有”。柳亚子闻知即赋《茅丽瑛烈士挽诗》二首，其中一首为：“鉴湖慷慨悲秋瑾，吴市羁囚重史良。天为淞滨留正气，又教喋血到红妆。”将茅丽瑛与我国近代妇女界两位伟大爱国者秋瑾与史良并列，以表达他对为国捐躯者由衷的敬佩。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及社会各界曾多次举行纪念茅丽瑛烈士的活动，深切怀念这位英勇无畏的巾帼英雄。2014年9月，茅丽瑛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

（作者： 戴 舒 单位：上海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