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百年过去了，经过历史学者的不懈努力，原本扑朔迷离的疑点和谜团逐渐解开，历史真相水落石出，来龙去脉不断清晰，本文拟就此做一梳理。

事件发生前蒋介石的危机感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2月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跃成为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为其攫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打开了大门，同时也加剧了他与汪精卫的矛盾。国民党二大闭幕后，苏联顾问鲍罗廷离开广州准备回国，其职务由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代理。季山嘉与蒋介石二人相处不睦。当时，直奉军阀在华北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季山嘉曾提出两项建议：（一）由海道出兵往天津，援助国民军；（二）蒋介石亲赴北方（海参崴）练兵。对这两项建议，汪精卫赞成，蒋介石最初也同意，但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却引起了蒋的疑心。2月6日，军事委员会议决拨给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拨给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经费12万元。次日，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蒋介石怀疑这是季山嘉做了手脚，收买王懋功背叛自己。24日，国民政府又将新归附的广西军队编为第八军、第九军，此事进一步引起蒋的疑忌。他认为广东军队原有6个军，照次序广西军队应为第七军和第八军，可如今却将第七军番号空着，必定是季山嘉留给王懋功的。于是，蒋萌生了对季的强烈反感，甚至认为季山嘉劝他往北方练兵的建议是心怀叵测，有意使他离开广东。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的冲突中，汪精卫支持季山嘉。加上此前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曾提议增补王懋功为中央执行委员，遭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是汪精卫企图拉拢王懋功。2月26日，蒋介石突然扣留王懋功，任命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王懋功“其用心险恶，不可复问，外人不察，思利用其以倒我，不知将来为害党国与革命至于胡底，故决心革除之”。此处所谓“外人”，无疑是指季山嘉。次日，蒋又去找汪精卫商议，要求撤换季山嘉，认为其“专横矛盾，如不免去，不惟党国有害，而且中俄邦交牵动”。汪精卫对此表示同意，经其斡旋，季山嘉本人亦接受。在处理完这两件事后，蒋如释重负地在日记中说：“凡事应认明其原因与要点，要点一破，则一切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之难境、心战，至此稍安。然而危险极矣。”这可以说是中山舰事件的预演，同时也给了他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的启发。

这一时期，西山会议派也挑拨离间，企图“使共产党和蒋分家”。据邹鲁后来告诉陈公博，他们由伍朝枢出面玩了一个把戏。有一天，伍朝枢请俄国领事吃饭，第二天又请蒋介石的左右吃饭，席间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昨夜我请俄国领事食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最近期内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呢？”蒋当然迅速得到了这一情报，于是怀疑“要赶他”。为此，他曾向汪精卫试探，表示想去莫斯科休养，得到了汪的同意。蒋见汪答应了，遂确信他的判断不差，于是又提出希望汪之夫人陈璧君陪他出国。而陈璧君对去莫斯科的积极性很高，天天催蒋动身，蒋“于是确信精卫要赶他”。恰在此时，他和秘书陈立夫的赴俄护照得到批准，这就使其更加惶恐，认为汪精卫催其“速行”。3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汪“有讽余离粤意，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可奈何？”

与此同时，孙文主义学会的一些分子四处散布谣言，说“汪精卫、季山嘉阴谋倒蒋”，“共产党准备暴动”。王柏龄还在黄埔军校内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令蒋介石疑虑重重，觉得自己处于危险境地。3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10日又在日记中记录：“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17日的日记更说：“近来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是何异佛入地狱耶。”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焦虑感溢于言表。

蒋介石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置

1926年3月18日晚，因有商轮被匪抢劫，停泊于黄埔附近，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向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援，要求派舰到黄埔保护商轮。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欧阳钟向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交涉，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李之龙随即通知中山、宝璧两舰于19日早晨开往黄埔。该日上午，中山舰驶抵黄埔。此时在广州的苏联布勃诺夫使团提出要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问蒋介石，询问可否将中山舰调回。蒋事先不知此事，故听后十分骇然。而恰在该日上午，汪精卫连续打了几次电话问他是否去黄埔和何时去黄埔。这更加剧了蒋的疑惧心理，使他怀疑是季山嘉、中共、汪精卫三方联手，密谋将其挟持上中山舰送往俄国。毫无疑问，这番推断纯属臆测，事实是欧阳钟等几个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矫令调动中山舰，故意引起蒋的疑忌，促使其行动。多年以后，王柏龄曾得意扬言：“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若没有学会的话，党老早没有办法了。学会能立了这点功，也不枉这些对党热心效忠的同志。”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最初反应是离开广州，去他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到了码头后又改变主意，返回部署反击。20日凌晨，他下令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戒严，逮捕李之龙，占领中山舰并解除其武装，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地并解除其卫队武装，扣押了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不久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全体共产党员被驱逐，党代表被取消；黄埔军校里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解散；以季山嘉为首的几个与蒋介石关系不融洽的苏联顾问也被解聘回国。在这一系列处置过程中，蒋介石事先没有与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商量，汪感到羞愤难当且无力制止，因而负气出走。汪精卫的出走，客观上助长了蒋介石的势力，李宗仁后来便说：“至于中山舰事变的内幕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蒋氏发动政变，以打击共产党始，以排挤汪兆铭终，则为不易的史实。”

但蒋介石此时羽翼尚未丰满，正如周恩来所说，还想“叫我们帮助他，叫苏联帮助他”，因而“回过头又打击右派”，处理了一些孙文主义学会分子。3月23日，蒋介石呈文国民政府说：“惟此次事起仓促，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为了继续获得苏联援助，蒋介石还向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解释：这次事件是“对人而不对俄”，意即只针对顾问季山嘉个人而不是针对苏联政府，“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之意”。他还会见当时正在广州的苏联布勃诺夫使团，“声明说这一切都是违反他的心意的，答应第二天到顾问那里去道歉”。这就给苏联一个幻想，认为只要解除季山嘉的顾问职务，召其回国，换成鲍罗廷，同蒋介石的矛盾就会解决，就能息事宁人，联俄政策还可继续。

陈独秀等人的妥协退让

据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直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的沈雁冰回忆，中山舰事件发生当晚，毛泽东到过苏联军事顾问团住所，提出了他的建议。毛泽东说：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

从当时各方面情况来分析，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是可行的。第一，蒋介石当时虽然掌握第一军，但第一军中有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各级党代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3个师的党代表中有2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有7个是共产党员，他们和广大士兵有密切联系，蒋介石并不能完全控制第一军。第二，中共在广州也有相当的实力基础。当时省港大罢工尚在进行，罢工工人有20余万，还有一支2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聚集了从全国各地来的一大批进步青年，他们政治觉悟高，又经常进行军事训练，是一支靠得住的力量。第三，以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行径也十分愤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何香凝当面指责蒋介石制造事变，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等与蒋介石也有矛盾，“事件发生后，二军将领义愤填膺，欲谋联合三、四各军共同讨蒋。”朱培德、谭延闿二人曾走访苏联顾问，“称蒋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李济深、邓演达亦曾到苏联顾问团住所，指责蒋的行为。可以说除第一军外，“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

总之，如果中共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广泛动员工人农民，集中武装力量，争取、团结国民党左派，利用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同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彻底孤立之，是有可能获胜的。周恩来后来就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最终却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他们认为“不能反击”，“真要打仗，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主张不管事变发生的原因如何，“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蒋介石既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在这种判断下，中共中央派张国焘与蒋介石谈判，对他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最后，谈判“在轻松气氛中结束”。

仔细分析，中共中央的这种妥协政策与苏联顾问团的态度有着密切关系。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正值以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首的一个使团在广州访问。由于布勃诺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因此他在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起了决定性作用。3月24日，布勃诺夫指出这次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这个判断准确揭示了这次事件的性质。但他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却作出了错误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苏联顾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否则容易刺激国民党将领。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处理中山舰事件的对策自然是着重检讨中共自身的原因，迁就蒋介石，立足于妥协退让。在一份总结报告中，苏联顾问曾写道：“中国共产党于党务之工作及军队中之宣传亦铸成许多错误，彼等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为转移，只知以显明的扩充共产党为工作之总方针，欲在各处完全把持一切指挥之权，致使国民党因嫉忌而解体”。这份报告还分析：“蒋氏为喜尊荣及有智慧之人”，“使蒋氏复与吾辈合作，满足其尊荣之愿望，并于吾人协助之中使彼得到比较现时更为伟大之权力及实力。余所拟定利用蒋氏性格以进行国民革命事业之大略情形如此。职是之故，虽对于蒋氏之政治要求为几种之让步，以为代价亦无不可。”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纵容蒋介石的右倾政策，对中共中央处理中山舰事件产生了直接影响。而蒋介石更从中受到启发，认为“只要王权在我，何事不可迁就，前次中央及政府，事事听命于人，以致陷于被动地位，此非外人攫夺之咎，而精卫拱手以让之也”，于是态度愈发强硬。

（作者：卢毅 张家杰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