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三院大门。北京大学出版社供图。

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那场直接点燃“五四”烈焰的千人集会，其实是在北大三院法科礼堂举行的。正是那个不眠之夜，决定了次日波澜壮阔的学界大示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

当年北大在沙滩附近有三所校区：一院为文科，即现在五四大街上的红楼。二院是理科，坐落在沙滩后街，乃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科，位于北河沿的京师译学馆旧址，即现在的北河沿大街147号。

其中，译学馆的前身是创办于清同治初年的京师同文馆。1902年，经历庚子国变的清廷为培养外交人才，决定将同文馆归入京师大学堂，遂在东安门内北河沿路西购房置地，设立译学馆，“以造就译才品端学裕为宗旨”。自1903年开馆到1911年停办，译学馆历时8年，共招收学生700余人。曾任教员的蔡元培评价，“译学馆虽办理不久，同学亦为数无多；然而其中之高材生，或服务社会，卓著成绩；或更求深造，成为专门学者；或从事译著，有信、达、雅三长；使此短期之学校，在历史上可以不朽。”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成立后，将译学馆北河沿校舍拨归国立北京大学，改设第三院法科大学。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在就职演讲中，他向学生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友”。随后，通过实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等一系列办学方针，在很短时间内将官僚习气浓厚的旧北大改造成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一变革不仅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更是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

“一战”结束后，中国人首次品尝到作为战胜国的喜悦。当时的北大学生许德珩在晚年回忆，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公理战胜强权”“民族自决”等口号高唱入云，“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

然而没过多久，冷酷的现实便击碎了人们的幻想。1919年4月，有关巴黎和会上美、英、法、意等国欲出卖山东权益给日本以及中国代表团节节失利、处处被动的消息不断传回。4月24日，远在欧洲的梁启超致电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敦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月1日，上海英文版《大陆报》发布一则消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当大家正在求证这则消息时，林长民在5月2日北京《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石激起千层浪。文中“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证实了外交失利的噩耗，疾呼“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为阻止签约，万念俱灰、愤而辞职的汪大燮找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蔡元培的召集下，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等学生骨干迅速行动。5月3日下午一时，一份紧急通告张贴在北大公告栏：“北京大专学校学生代表今晚七时于北大法科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巴黎和会中国问题以及学生游行事宜，万望参加，为国尽力。”

是日傍晚，北河沿的法科礼堂内外人头攒动，与会者已逾千人。除北大外，还有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堂、民国大学、汇文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12所学校代表云集于此。晚七时，大会准时开始。会议公推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成立13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负责记录，许德珩起草宣言，奠定了“罢不罢，看北大”的基调。随后，《京报》社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应邀登台，他通报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经过及当前形势，并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现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邵飘萍演讲完毕，各校代表丁肇青、张国焘、易克嶷、夏秀峰等人相继发言，一时在场学生群情激奋、声泪俱下。北大预科17岁学生刘仁静取出预备的菜刀，欲以死明志，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难抑，当场咬破手指，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高悬于主席台前，将全场情绪推向高潮。

最终，大会达成四项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地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通过。

翌日，五四运动爆发并如星火燎原般席卷全国，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杨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