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李大钊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的多重视野中持续推进。围绕学术史反思、新史料发掘、思想体系、政治和革命实践、国际研究等方面展开，李大钊研究正由传统的党史研究范式，转向多学科、多方法下的新的综合研究。

2024年至2025年，李大钊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的多重视野中持续推进。相关成果围绕学术史反思、新史料发掘、思想体系、政治和革命实践、国际研究等方面展开，既注重经典文本的再阐释，也通过佚文、讲义、海外报刊、档案材料的整理，拓展研究基础。总体来看，李大钊研究正在由传统的党史研究范式，转向多学科、多方法下的新的综合研究。

学术史与研究路径反思

近年来李大钊研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学界开始从学术史层面重新审视、反思既有研究路径。研究者不仅关注李大钊提出了哪些思想，也开始进一步挖掘梳理相关研究的思想脉络，特别是从经典文本的编纂与阅读、生成与理解的脉络，进行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考察，使得李大钊研究具有了更强的反思意识。

侯且岸在《重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认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开启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从“思辨”维度来看李大钊并非简单转述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当时理论资源尚不充分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性阐释。杨琥的《近百年来李大钊论著的编辑与出版》从文献整理史角度，将近百年来李大钊遗著整理概括为“搜集与保存、编辑与出版、校勘与注释、修订与完善”等阶段，指出早期文献保存是在艰难政治环境中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工作逐步展开但一度受到时代条件和意识形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相关整理工作逐渐走向学术规范化。《李大钊全集》修订本成为目前较为完善的文本形态。

这两项研究分别从经典文本重读与文献整理史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实际上触及了如何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初期对其所作的“创造性理解”，这一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后者转向文献形成与学术积累过程本身，揭示出李大钊文本并非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条件环境下不同李大钊著作版本各有历史特征。从更宏观的层面看，二者共同表明李大钊研究正在由“以结论为中心”转向“以文本与过程为中心”，这一转向标志着李大钊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批判与超越。

史料发掘与相关文本整理

史料是历史研究尤其是人物研究的基础。2024年至2025年，李大钊研究在佚文发现、讲义考述、海外报刊利用和史实校勘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些新发现成果使一些过去较为笼统的判断获得了更扎实的史料支撑，说明李大钊研究仍有一定的史料开掘空间。佚文、讲义、海外报刊的发现，不只是增加了若干史料，也会丰富研究者对李大钊思想和实践活动的认识。

周文玖的《李大钊1923年武汉讲学史实考述——附李大钊演讲记录》通过《钱玄同日记》、报刊资料和相关回忆材料，对李大钊1923年武汉讲学时间及行程作出考证。文章认为，讲学发生在1923年2月初，而非以往所说的11月。李大钊离鄂后绕道上海拜谒孙中山也在这一行程之后。作者发掘整理了一篇新文献，《进步的历史观》演讲记录，认为该文较集中地呈现李大钊关于历史进步的思想。曹新素、韦磊在《〈对于清华学报的希望〉考析》一文中，从署名方式、语言特征、李大钊与《清华周刊》编辑群体的关系，以及文中关于报刊功能、学术风气、诚实求学等观点与李大钊一贯思想的契合程度入手，论证署名“守常”的《对于清华学报的希望》一文应为李大钊佚文。徐光寿的《〈工人之路〉所载李大钊两则史料分析》利用苏联华文报纸《工人之路》，发现李大钊逸诗《进攻》和俄文小传《李守常同志的略史》。《工人之路》作为苏联时期重要中文报刊，保存了不少中国革命和海外共产党人活动材料，所载李大钊材料均属首次发现。《进攻》一诗反映李大钊旅苏期间的革命情绪和国际主义视野，是研究其革命思想和跨国活动的新材料。李静波的《国博藏李大钊〈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讲义考述》认为，两部讲义是极为珍贵的文物，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课程的实物见证，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教育的早期形态。

思想研究的主要进展

思想研究始终是李大钊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高红兵的《李大钊思想中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的互塑和融合》认为，李大钊并不是简单地以唯物史观取代进化论，而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实现了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的互塑，即既借助进化论理解社会发展，又用唯物史观改造原有进化观念，将“调和”与“斗争”同时纳入社会发展动力的解释框架。徐爱国的《论李大钊的人权理论与实践》一文从法学思想史角度切入，认为李大钊的一生可以理解为“为权利而斗争”的过程。李大钊早期思想大量涉及宪制、民主、自由、言论、选举、参政等公民和政治权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则进一步关注妇女参政、劳工运动、劳动立法和民族自决等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也从当下问题意识出发，重新理解李大钊思想的现实价值。朱丁睿以“再建中国”为线索，讨论了李大钊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变化历程：早期曾寄望于西方民主政治，后来在五四运动和俄国革命影响下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最终将中国现代化道路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潘炜旻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视域，以李大钊对朱舜水的形象塑造为切入口，认为李大钊重塑和强化朱舜水光复故国的气节和对日不卑不亢的态度，体现了李大钊对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的转化运用。围绕《史学要论》发表100周年，邹兆辰等学者考察李大钊对现代史学体系建构的贡献，把李大钊的史学思想放入“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问题域中加以认识。

政治和革命实践研究

近年来，关于李大钊政治和革命实践的研究明显加强，相关成果更加注重还原历史的复杂性，深入多维理解李大钊的实践活动，并呈现出多元的社会科学方法新态势。

关于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活动。张静、陈珺的《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公共交往》一文从“公共交往”角度，以学校、社团、报刊媒体等公共空间为平台，具体分析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课堂讲坛、学生社团和报刊媒体中的交往实践。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李大钊的作用。袁秉达的《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发轫与开源》一文将李大钊置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形成史中考察。郭平兴在《李大钊的态度转变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中进一步聚焦李大钊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经历的谨慎、保留到支持、推动变化过程，反映出其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及其在中共早期统一战线实践中的战略作用。

关于李大钊被捕牺牲问题。孙健伟的《李大钊被捕遇难问题探析》一文，通过报刊、外交文书和档案材料，对被捕地点、审讯过程、狱中自述、军法会审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证，认为李大钊被捕遇难是在奉系军阀、列强势力和政治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政治案。王雅宁在《评析〈大公报〉对李大钊被捕遇难事件的报道》中从新闻舆论反响的角度指出，《大公报》对李大钊被捕、审判、遇难和公葬事宜作了持续报道，并多次呼吁北洋军阀在审理过程中兼顾世情、社情和舆情，主张以普通法庭审理并从宽处理。李大钊就义后，《大公报》仍持续关注其身后事，褒扬其人格操守与革命精神。

国际研究与跨国视野

国际研究是近年来李大钊研究中正在探索的新方向，具体来说，近年来研究范畴既包括一般意义上国外学者对李大钊的研究情况引介及评析，也包括李大钊在国际事务，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和东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王广义、尚颖欣梳理了欧美学界关于李大钊的研究历程和基本情况，认为总体而言欧美的研究经历了从零散分布到丰富发展再到走向深入的过程，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历史定位、思想溯源、观念史和人物关系等方面。近年来，欧美研究呈现出研究主体多元化、议题现实化、方法多样化的特点。刘尚伟研究了俄罗斯社会历史学界对李大钊的认识，指出俄罗斯学界主要关注李大钊生平、革命思想形成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对其思想的影响，但俄罗斯对李大钊精神现实意义的讨论仍不充分，这为今后加强李大钊精神海外传播提供了启示。

李无未、苏鹤立基于中朝相关文献，研究了李大钊与近代中朝人文互动相关问题，指出李大钊在近代中朝互动中兼具朝鲜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者、朝鲜思想界新文化的传播者和朝鲜进步青年的引路人，这三重角色构成从现实关切到思想传播、再到精神传承的逻辑链条，体现出李大钊思想和实践中的国际主义维度。

国际研究的进展，使李大钊的历史定位进一步扩展到中国、东亚与世界革命交互的维度，体现出由单一国别史研究向跨国史、传播史取向的转变。不过与史料发掘和思想研究相比，现有国际研究仍以述评性成果为主，对海外档案、外文原始文献的系统利用尚显不足，在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深入阐释。

综上可见，近年来李大钊研究在多个方面均有推进，研究重心逐步由以结论为导向的思想概括，转向以文本、过程与历史情境为基础的综合研究。与此同时，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部分成果偏重个案与专题，整体性解释仍显不足；不同研究领域之间联系不够紧密，史料、思想与实践研究尚未形成有机整合；国际研究仍有深化空间。

未来仍需在若干方面继续推进：一是加强史料整理与文本考证，进一步夯实研究基础；二是贯通思想史与实践史研究，增强整体解释能力；三是深化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在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传播史和学术史之间建立更加有效的对话；四是拓宽国际比较视野，提升对李大钊形象的复现、阐明与建构。通过上述努力，李大钊研究有望在整体性、解释力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作者：李升亿，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