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封面及内页。资料照片
在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珍藏着一件中央红军使用过的珍贵革命文物——《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这本号谱采用毛边纸油墨印制而成,长21.8厘米、宽13.5厘米,是横式小32开本。尽管它不足40页,却是目前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经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号谱。
号谱内页采用五线谱形式,收录了340余首曲谱,内容涵盖红军生活、训练、作战指令,以及部队番号、职务、首长代号等信息。从音乐特征来看,它采用五声调式,有着鲜明的革命军队音乐风格;节奏以“三连音”为主,铿锵有力,尽显红军的勇敢坚定;节拍融合1/4拍与2/4拍,灵动活泼;旋律上频繁运用同音反复和乐节性重复,既强化了音乐的气势,也增添了艺术感染力。
90余年前,这本号谱成为红军特殊的“战地密码本”。在通信手段匮乏、信息传递受阻的艰苦环境下,嘹亮号音传递命令、调度队伍、指挥作战,成为红军重要的军事联络载体,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红军创建初期,部队沿用大革命时期的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1930年冬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着手编写我军专属号谱。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在瑞金召开红军司号会议,根据部队在作战中反馈的意见建议,制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发出《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要求红军各军团、各军的指挥员和司号员熟悉掌握统一号谱,以便全军统一的号令行动。换用新号谱后,红军指挥效率显著提升,部队协同作战能力得到加强。而且,红军可通过敌军号音掌握其战场动向,敌军却对我军军号含义一无所知,这为我军掌握战场主动权提供了帮助。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珍藏的这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能安然保存至今,要归功于老红军罗广茂。正是他倾尽全力、以生命守护,才让这件珍贵的红色文物穿越硝烟留存下来。
1930年,年仅15岁的罗广茂在福建省长汀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身形比同龄人瘦小,却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且头脑机灵,十分符合司号员的选拔标准。在担任红4军第3纵队的司号员后,他又被选派为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第一批学员,系统学习人民军队自主制定的号谱与司号制度规范。经过一段时间刻苦训练,罗广茂熟练掌握各类军号的吹奏技巧。
结业时,学校发给每位学员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要求大家充分认识到军号谱的机密性和重要性,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这本“声音情报”。带着这本号谱回到红4军后,罗广茂被安排到朱德军长身边任司号员,随后又调至红12军第101团担任司号员。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他再次调任红5军团第43师师部司号长。尽管工作调动频繁,但罗广茂始终将号谱随身携带,“人在号谱在”的坚定信念从未动摇。
司号员是战场上的高危岗位,作战时为了让号声传得更远,司号员必须站在相对突出的位置。尤其是冲锋时刻,司号员和旗手一样,位置极易暴露,常常成为敌人集中射击的目标。1934年,罗广茂在连城作战时中弹负伤,被送往长汀县四都镇红军医院治疗。半年后,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四都镇的红军医院在战火中被冲散,伤病未愈的罗广茂被安置在当地群众家中养伤。伤愈后,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罗广茂躲进深山做工。1935年冬,他悄悄潜回长汀老家,将号谱交给母亲代为保管,再三叮嘱母亲绝不能让号谱落入敌人手中,自己则外出以做木匠为生,继续躲避敌人的搜捕。
新中国成立后,罗广茂想把那本交给母亲保管的号谱拿出来交给国家。但因其母年事已高,想不起将号谱藏在哪里。直到1974年,罗广茂在拆建老家谷仓时,发现了用布和油纸裹得严严实实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原来母亲一直将其藏在谷仓底板下,用铁钉钉住。1975年,罗广茂将珍藏多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连同号嘴一起,捐赠给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如今,这本号谱已成为研究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斗争史、军事生活及红色音乐的宝贵实物资料,静静诉说着那段用号声传递命令、以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
当年那些在战场上响彻云霄的号声,并未随着硝烟散去而沉寂。2018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播放作息号;2019年8月1日,全军正式施行新的司号制度,久违的号声再次在军营中嘹亮响起。这跨越时空的号音,既是对革命先辈精神的传承,更激励着新时代的人民军队赓续红色基因,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奋勇前行。(刘 毅 邢濒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