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推翻了由曹锟、吴佩孚把持的北京政府，旋即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在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引发关注。孙中山毅然启程前往北京，继续为实现国家统一的理想而奔波。
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
1923年10月10日，曹锟通过贿选就任北洋政府总统，政治腐败加剧了政局混乱，各军阀之间围绕北洋政府人事权、地方管辖权等问题矛盾骤增。1924年9月爆发的江浙战争，表面上是浙江督军卢永祥与江苏督军齐燮元之间围绕上海控制权的博弈，其背后是奉系与直系军阀之间围绕统治权的较量。9月至11月，张作霖率领的奉系军队与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队，在华北地区重启战端。直奉双方实际投入战争的总兵力约35万人。起初，尽管直系军队在兵力人数上占优，但直系高层之间矛盾重重，士气低落。
因冯玉祥在直系内部受到排挤，他与同样对吴佩孚不满的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组成三角同盟，密谋反吴，并对战事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冯玉祥的部队趁着吴佩孚在北京兵力空虚，由古北口班师回京，很快于10月23日发动了“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24日，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等直系将领开会，决定将所辖部队改称“国民军”。冯玉祥领衔国民军将领对外发表倡导和平救国的通电，提出所有“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商补救之方，开更新之局”。该通电的发表，为随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随着军事领域改组完成，冯玉祥又着手政治改组。10月25日，冯玉祥与胡景翼等将领开会，一致决议推翻贿选总统曹锟，并成立新的“摄政内阁”。冯玉祥对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抱有好感，“向来服膺总理”，胡景翼和孙岳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他们在发动北京政变之前，经过反复磋商，准备推翻曹锟政权后，“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所以，冯玉祥等人迫不及待地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理由是“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展施，今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后一切建国方略，仍赖先生指示，万乞速驾北来”。
曹锟去职后，以国务总理兼交通部部长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宣布成立，暂时履行大总统职权。与此同时，段祺瑞成为各方势力均可接受的政治人物。冯玉祥一方面电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一方面电请孙中山即日北上，主持大局。在他看来，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不失为一种有效应对时局的办法，既可以平衡各方面关系，也能增强北京政府的威信。
张作霖也趁着北京政局动荡，率奉军入关，坐镇天津，伺机而动。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方，既相互合作，又互为猜忌，北方政局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冯玉祥本想等孙中山抵达天津后，再一并讨论政治改革等核心问题，但段祺瑞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权力欲望，多次来电催促，冯玉祥只好提前赴天津会商。11月15日，冯玉祥、张作霖等人共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兼有总统和总理的双重权力。尽管段祺瑞、张作霖内心对孙中山北上颇为忌惮，但基于社会舆论压力、平衡南北方关系等多重考量，亦不得不对外作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姿态。
国民革命阵营的应对态度
一时间，孙中山北上成为举国关注的热门话题，各种传言不胫而走，真假难辨。在国内报刊上关于孙中山的各种传闻甚嚣尘上，比如有传“孙将设建国政府，自为总统”，还有传“孙将赴京，商决国事”。孙中山一直密切关注北京政局的变化，在北京政变发生后曾派国民党代表张继北上劳军。对于冯玉祥的北上邀请，孙中山经过慎重考虑后给予积极回应。10月27日，他致电冯玉祥等人，称“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孙中山之所以答应北上，是因为此举与他一直谋求国家和平统一理想相一致。
起初，不仅孙中山对北上满怀期待，而且革命阵营内部支持北上的声音亦颇为高涨。10月31日，孙中山召集大本营军政联席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对策，会议讨论后认为，待孙中山在广东革命根据地部署妥当，“即行北上”，以便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共商统一建国方略”。此次会议还决定，分别致电冯玉祥等人，要求他们乘势铲除曹锟、吴佩孚的势力，以绝后患。显然，此时孙中山已决定北上。因为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赴日本总领事馆祝贺天长节时，就曾向日本领事明确提出孙中山“准备赴上海，如果日本船只合适，准备乘日船前往”，要求他们“从中协助”。
也有部分国民党人以北方政局动荡为由，担心孙中山的人身安全，劝孙取消北行。孙中山对此不以为然，提出：如果以“革命党领袖视我，则此行实无危险可言”。11月3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召集第三次会议，继续讨论北上问题，胡汉民、汪精卫、邹鲁等人主张孙中山迅速北上，他们所持理由是“中山北上，既可以号召南北各方，又可以权衡利害，沉机观变”，他们还要求安排“留守广州之各要人，组织建国政府，以便与北方对抗”“双管齐下，以期制胜”。也有与会者继续反对孙中山北上，原因是“曹吴之潜势力尚遍布京津，中山万难轻身北上，置身危地”。与会者辩论很久，最终决定先“移驻上海”，“至适当时机，自移节北上也”。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北上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共产党人对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给予积极评价，认为此举对民族革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对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持悲观态度，原因是虽然冯玉祥“想拥段祺瑞为傀儡以号令天下”，但“段祺瑞是不愿做任何人傀儡的”，此种局势下，“希望由他们得着和平，是最大的空想”。在共产党人看来，除冯玉祥欢迎孙中山尚有诚意外，段祺瑞、张作霖等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演。所以，中共对孙中山北上并不看好，甚至公开发文质疑，认为孙中山如果坚持北上参加他们的善后会议，在某种程度上是告诉国人自己与军阀、帝国主义“处于同等地位”，建言孙中山应“拒绝参加”。
不过，鲍罗廷、加拉罕对邀请孙中山北上的举措颇为赞赏，认为这是扩大国民革命影响的机会，支持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加拉罕甚至以个人名义了解孙中山北上的实情，孙中山回复称“粤事清理后，两三日内即可北上”。（《孙文允清理粤事后北来》，《顺天时报》1924年11月5日）鉴于鲍罗廷等人的这一态度，中共中央很快改变了之前不支持孙中山北上的方针政策。中共开始公开支持孙中山北上，并对其政治主张持以支持态度。11月19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主张中提到，北洋军阀的“和平会议或是国是会议”不是挽救危局的可行办法，只有国民会议才是“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良方。国共两党对孙中山北上取得一致意见。
不过，孙中山北上时期几经调整，初定为11月6日，继改为11日，最后决定13日成行。11月4日，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与日本领事商讨拟乘坐日轮“春洋丸”北上事宜。没两日，孙中山又欲乘坐俄舰前往，据称，“原欲乘外国某商轮径赴上海”，因担心“有不稳妥之虞”，乃决定“改拟乘俄国兵舰出发，因俄舰恰拟离粤他往也”。后来，孙中山仍决定乘坐日本轮船，这说明乘坐合适的轮船是孙中山一行北上的前提条件，需要顾及安全、大小等多重因素。
实际上，舰船只是影响孙中山北上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广东革命根据地面临复杂的革命形势，孙中山不得不安排部署妥当方能成行。有人对孙中山北上日期推迟的原因作了如下解释，“孙文北上，一再改期……决定先调停范部然后北上”。所以“东江问题将是孙中山离粤北上的后顾之忧”。据时人称，“最令孙氏不能安然而去此，则粤省大局，现尚陷于十分纷扰之状态。东江粤军反攻之事，将由传言而进为实行。”所以，孙中山多次更改北上日期，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复杂形势关系密切。
孙中山北上的最终确定
由于北京政局错综复杂，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国民军将领，再三来电催促孙中山早日北上。负责联络的国民党代表张继等人鉴于“北京陷于无政府地位”，在通电中亦劝说孙中山“为国，为国际计，为本党计，务恳大元帅克日北上”。显然，孙中山北上日期已经无法再展期了。
孙中山常年从事繁重的革命活动，身体早已不堪重负，积劳成疾。他出发时身体已有较为明显的不适，但为了将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北方诸省，毅然决定尽快启程。11月13日，孙中山一行登上“永丰”舰。11月14日，“永丰”舰驶入香港港口泊定后，孙中山一行转乘日本邮轮“春洋丸”号。11月17日，孙中山一行抵达上海，欢迎者甚众，既有国民党要人李烈钧、于右任、居正等，还有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段祺瑞的代表光云锦、齐燮元的代表凌铁庵等。孙中山对北上行程有自己的考虑，并不准备立即前往，而是观察形势后决定下一步行动。
就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冯玉祥遭到排挤。11月24日，因皖奉勾结相逼，冯玉祥被迫向段祺瑞提交辞呈，他认为，“此次推倒吴佩孚，将来必演成冯、段推倒奉张；或张、段推倒冯。若不及时退避，恐一定不免演成此种事实”。冯玉祥“看着前途一团漆黑”“遂决定避入天台山”。段祺瑞对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主张并不认同。他上任后，“首先通告各国，尊重历年所订条约，并筹开善后会议，和总理主张完全相反”。孙中山抵达天津后，听到这个消息，对段氏派来迎接的代表说：“执政偏要尊重那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何必来欢迎我呢。”（邹鲁：《邹鲁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120页）
孙中山一路长途跋涉，令他本就严重的胆囊腺癌病情恶化，身体愈发虚弱。孙中山抵达天津后，拜访孙中山的各界名流络绎不绝，但因病情加重，孙中山只能在病榻上完成接待活动。尽管如此，在12月31日，孙中山毅然启程前往北京，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奔波。
段祺瑞重掌北京政权后，为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他通过筹备善后会议来产生国民代表会议，邀请各地军阀、政客为会议代表。段祺瑞所主张的善后会议和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议有很大的不同，核心在于参会的主体，孙中山主张以人民团体为主，段祺瑞主张以军阀实力派为主。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提出应兼纳人民团体代表的意见，被段祺瑞婉言拒绝，仅以聘请各省议会、商会等团体代表相搪塞。孙中山气愤不已，决定国民党员不参加善后会议。段祺瑞一面“维护帝国主义的特权，以与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条约相对抗”；一面召集善后会议，集合一班军阀、官僚、复辟党、帝制派等，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
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孙中山在临终时，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孙中山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不仅国共两党、社会各界群众深表悲痛，就连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和国际人士也予以同情。3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孙中山去世发表了告民众书，提出孙中山之死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并号召民众“更要加倍努力”。中共中央致唁国民党中央，强调国民革命阵营应“忠实地承继中山先生的遗产，积极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伟大事业”。
总之，孙中山北上时间的敲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多次反复磋商、权衡与调整，其背后与北方政局的复杂博弈、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安危情况、革命阵营内部的意见分歧有关。国民革命阵营对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的动议，总体反应较为积极，希望通过北上宣传革命主张，一是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二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的北上行动，是其晚年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践行国民会议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张仰亮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