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护理员
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川陕苏区，再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红四方面军的护理员克服敌人围剿、医药资源短缺等重重困难，全力转运受伤战士，协助医官开展救护医治工作，为革命保存了珍贵的有生力量。
医疗卫生工作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维系军队战斗力与苏区稳定的关键环节。红军护理员群体作为连接军队与群众、战场与后方的重要纽带，正是这一伟力的具体体现。红军护理员，亦称看护，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工农红军序列中承担伤病员日常照料、伤口简易处理、药品分发、病房清洁等基础护理工作的人员。
护理员队伍的形成
红四方面军自1931年组建后，作战频繁、伤病员数量激增，护理人员缺口持续扩大。为解决护理员短缺问题，红四方面军及苏区政府多措并举，迅速搭建起一支来源广泛、结构多元的护理队伍。
动员根据地群众是补充护理力量的主要渠道。鄂豫皖、川陕群众深受反动势力压迫，热烈拥护红军。红四方面军依托这一坚实的群众基础，联合地方党、团、少先队、妇女组织，广泛动员青年男女加入护理队伍。早在1929年5月，红11军就在黄安刘家园组建了鄂豫皖第一个红色医院。首批护理员是从农村动员来的4个年轻姑娘，她们边学习，边帮助诊治护理伤病员，制作绷带材料和上山采集草药。随着鄂豫皖苏区发展壮大，不少苏区学校的学生也加入到护理队伍中。1931年，吴大尼从箭河列宁小学毕业后进入总医院担任护理员，同校的吴醒楼、王永堂等8人，也参加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当看护。姜存德1931年春从郭家河列宁高等学校毕业后，与14名同学一同到箭河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工作。
从部队士兵中选拔转岗，是红四方面军补充护理力量的重要方式。频繁的战斗环境下，部队流动性、变化性很大，许多伤愈指战员因原部队整编转移，留院担任护理员。夏云超原属十二师，1933年伤愈后留在王坪总医院当看护。另有部分战士根据需要，从其他部门抽调进入护理岗位。“反六路围攻”战役令部队伤病员激增，对护理员的需求也随之增加。1934年，红四方面军从30军、4军、9军、31军政治部抽调部分战士到通江培训一个月，统一分配至总医院工作。王海会便由30军政治部调到总医院做护士工作。这些战士熟悉军队生活，对伤病员需求有着深刻了解，且政治觉悟较高，能够快速适应护理工作。
自主培养护理骨干，是保障护理队伍质量的根本途径。1930年秋至1931年春，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从列宁高等学校调来青年学生120余人，还从区模范学校和列宁高级小学招来几十名自愿参军的青年学生，开办两期红色医务培训班，重点培养看护。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前后培养了四期看护人员。开辟川陕苏区后，红四方面军成立了红色卫生学校，在通江、巴中等地张贴招生广告，明确办学宗旨、学制课程等内容，招收符合条件的学员。广元旺苍普子岭的张守信、苍溪金凤乡的罗伯举等群众看到广告后报名考取。结业后，张守信留在总医院担任看护兵，罗伯举则被分配到工农总医院当医生。
护理员队伍的锻造
红四方面军护理员出身不同，思想水平参差不齐。红四方面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技能培训、纪律规范，系统塑造、强化其革命认同与职业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抓手。红四方面军各级医院均设置政工人员，负责护理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军、师医院设政委，团医务所设政治指导员。教育内容涉及革命理论、阶级觉悟、革命纪律等方面。夏云超回忆，在总医院护校学习时，上课内容有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法令等，“关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苏联等概念，都是从那个时候知道的”。川陕省工农总医院下设政治部，每晚组织政治学习，上小课、开讨论会，学习《苏联丛书》《共产党》（省委机关报）《干部必读》等资料。党、团员护理员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党员每天“要谈个人想法，想不想家，任务完成情况，有没有掉队，有没有违反纪律，有没有帮助别人，其他同志的表现”等。党员小组的组长还要关注本班其他同志与伤病员的思想状况、脾气、伤口变化等。在持续教育中，护理员的阶级意识不断觉醒。他们从自身苦难出发，逐渐理解革命的意义，明白护理工作不是“伺候人”，而是为工农解放、为革命胜利奋斗。面对牺牲与危险，他们不再恐惧，因为坚守着“守护阶级弟兄”的信念，个人追求融入革命大局，群体意识升华为坚定的阶级立场。
职业技能培训紧贴实战需求。红军开办护士学校、看护训练班，采取半工半读模式，红四方面军31军师、团两级均设有看护训练班，“部队驻军个把星期，就把各连的看护集中起来进行训练。部队有任务要出发，再分头回去，负责行军中卫生防疫工作”。1933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创办护士学校。护士学校的学员上午由医生带着到各伤病连医伤治病，下午上课，每天学习4个小时。业务课由校长苏井观和医务部医生讲授病理学、解剖学、药物学和脉络学等课程。学校教学注重实践，学员们学习解剖学的人体结构有困难，苏井观就利用尸体做解剖，一边操作，一边讲述给学员听。在日常护理工作中，经验丰富的护理员与专业医务工作者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向新护理员传授操作技巧。刚进医院时，严荣还“不懂得什么护理和治疗”，在老看护的帮助下，“十几天之后就学会了外科一般用药和包扎，而且还可以熟练地给重伤员换药了”。护理员也在行军间隙抓紧技术训练，结合战斗实践边学边干。王恩厚回忆，他所在的看护班“分成几个组，互为伤员，根据负伤的部位、伤势的轻重，互相练习包扎，互相纠正错误”。
针对多数人文化偏低、不识字、难记药名的问题，医院开展扫盲教育。91师医院要求护理员“一天认三个字，达到四会（认、念、写、背）”，行军中“每人背包后面，贴上生字，一边行军一边念。休息找根树枝在地上划字”。认了字并不等于认识药名。药名复杂，笔画多，日常生活上很少用到，对知识水平较低的护理员来说很难辨认。而药名辨识不清，极易导致拿药出错。73师医院主任李德恒根据土地革命、三大纪律的歌谱，编排出药品效用歌，如“托氏散，能治咳，又治喘”，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大幅降低了用药差错。
纪律约束保障了队伍作风。四方面军规定，晚上照看伤病员时，护理员不能打瞌睡，“谁打了瞌睡，是要挨斗争的”。哪怕是饥饿难耐，护理员也不许吃伤病员的东西。对于个别不认真学习护理及文化知识的护理员，同样采取纪律措施。91师医院规定，护理员不会认字“就罚在阳光下跑步15分钟”。药品器材十分贵重，看护若“打坏注射器弄坏体温表，都会当作是政治问题”。这些纪律有效规范了护理员行为，维护了护理队伍的纪律性。
护理员的救治工作
护理员的工作围绕着伤病员的救治与康复展开，与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深度交融。
战场救护是护理员最核心的工作之一。红四方面军明确要求护理员“不能丢下任何一个伤员”。每逢作战，看护都会携带急救包赶去火线。男看护去第一线与战士们在一起，一有伤员，立即包扎。女看护一般留在离火线只1至2里地的第二线。战况激烈时，先将伤病员转移到隐蔽地方包扎，再由担架队抬到敌军枪炮射程外，等待民夫往后方转送。
伤病员的日常护理是护理员的主要工作内容。红四方面军护理人员数量不足时，一个护理员要负责照看二三十名的伤员，却始终耐心周到。他们严格按照军医的要求，“白天伺候伤员喂饭吃，晚上给重伤员擦澡”，每日为伤员换药，最多一天换2到3次。战士杨国华腿部中弹，因未及时用药导致伤口化脓。女护理林江用盐水清洗。护理员还想方设法改善伤病员的饮食。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他们主动上山“找蘑菇，采野菜”。据赵云卿回忆，有几次年龄较小的护理员出去采豌豆叶，被敌人的冷枪射中而牺牲。护理员找到食物，往往宁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先留给伤病员。还会挖硷土熬硝盐，给伤病员增加盐分。为加强伤病员营养，护理员上山“捡木耳煮菜，挑白木耳给重伤病员”。
护理员十分重视伤病员的心理疏导。有伤员“把脖子打得要掉”，情绪极度低落，程和清及其他护理员为其包扎并安慰他说：“你们为革命流血是光荣的，院里有高明的医生，一定会治好的。请你好好地养伤吧！”伤员大为感动，称看护对其“照顾胜过亲人”。护理员何光明参加新剧团唱歌队，经常在晚上去慰问重伤员。“每次开大会之前，我们就登台表演打花鼓、唱歌。”通过不同方式，伤病员的焦虑、恐惧情绪得到缓解。
筹措医药用品是常态工作。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药品、器械奇缺。皖西北特委曾报告称，“药的缺乏，有时所捉的土豪，向他买得一二百元的药来，因伤的多，不久即用完，尤其枪伤药缺少得很”。为保障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红四方面军护理员一方面厉行节约，合理使用现有医药用品，一方面积极参与物资筹措与制作工作，克服医用物资短缺的困难。首先便是“开源”，护理员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或自制药品及用具。药品缺，他们“到民间收集单方、秘方，用南瓜藤、叶、籽、瓤来止血消肿，用陈艾、冬瓜霜，骨头灰，大蒜的籽、皮、根及食盐、猪油、香油等治伤”。用具不足，没有纱布，绷带，看护就用土布，土棉代用。手术器械缺少，护理员就借用老百姓的剪刀，剃头刀，小锯子。其次是“节流”。对于医疗用品的使用，护理员十分节省，“棉花、布都要用很多次，经过洗干净煮过后再用。好的纱布只有对重伤员（如骨折）才用”。珍贵药品则更是如此，“一瓶升汞、石碳酸要用很久”，“重伤员骨折流脓的，才用红汞”。“反六路围攻”期间，食盐供应异常缺乏，护理员近两个月没有盐吃，却还是把食盐节省下来用于伤病员消毒。长征进入藏区后，离开川陕苏区时携带的医药用品基本用尽。在部队党委的号召下，护理人员自力更生制作代用品，确保伤病员的治疗不中断。31军护理员“买剃刀、藏族的短刀，经过消毒当作手术刀用”。伤口盖布不足，但伤员又等着手术，两名看护员立即主动拿出自己的垫单，撕成条，煮沸消毒，用于手术。爬雪山过草地后，部队出现患疟疾、疥疮和冻疮的病号。受制于药品短缺，护理员“用熟猪油、牛油代替凡士林，把硫磺碾成粉末，自制硫磺软膏；用民间土方，采集草药，拣羊粪蛋代替冻疮膏和奎宁”。
在缺医少药、医疗条件简陋的情况下，护理员通过专业的伤口护理、饮食照料等工作，有效降低了伤病员的死亡率和致残率，使大量伤病员康复后重返战场。据川陕苏区红军总医院统计，1933年8月至1935年3月一年多时间里，收治病员2.6万人次以上，治愈2.3万多人次。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这一高治愈率的取得，与护理员群体的辛勤付出密不可分。
护理工作不仅是医疗卫生保障，更是群众工作的重要载体，为巩固、发展苏区发挥了重要作用。1931年至1932年间，黄安天花流行，军总医院在七里坪附近方家院子设临时医院，专治天花病，护理员挽救了许多红军和老百姓的生命。苏区群众也以实际行动积极拥护支持医院工作，战争紧张的时候，军总医院和各分院都承担抢救伤病员的任务，病房不够用，群众争着让房。医院人手少忙不过来，群众自动组织担架队洗衣队，帮助医院转送伤员，洗血衣，缝缝补补。医院附近的村庄家家是病房，人人搞护理，充分体现了人民与军队的鱼水深情。
（张万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