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由被动走向主动，革命由绝境走向希望，正始于毛泽东在生死危局中为党和红军拨正航向。

长征是党和红军在极端危局中进行的一次战略转移，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它的艰难，不只在雪山草地的严寒、枪林弹雨的凶险，更在于党和红军必须在生死关头回答三个根本问题：如何摆脱错误军事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如何在强敌重围中保存革命火种？如何为中国革命找到新的战略落脚点？

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引领党和红军在生死危局中拨正航向，在强敌合围中重塑主动，在战略分歧中开辟新局。这一系列关键抉择，让长征从被动突围转向主动转进，让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走出低谷、重燃希望、走向新生。

在生死危局中拨正航向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面对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行军困难，而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形成的整体性危机。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战略转移时，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导致部队在敌军围追堵截下艰难前行。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红军能不能保存下来、革命火种能不能延续下去，成为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生死问题。

毛泽东在长征初期虽不处于主要军事指挥岗位，却始终从敌我态势和红军实际出发，反对不顾敌情、机械北上的做法。湘江之战后，蒋介石更加确定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急调40万大军布下天罗地网，妄图一举消灭红军。而“左”倾领导者不顾红军全军覆灭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这无异于自投罗网。万分危急时刻，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挺身而出，坚决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为濒临覆灭的红军撕开一条生路。后来，刘伯承回忆时仍心有余悸：“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这场转向的深层意义，远不止行军路线的调整，更在于党和红军开始从机械执行既定计划转向依据实际情况机动决策。长征中的许多争论，表面看是行军方向和战役目标之争，深层则是两种军事指导思想的生死较量：是继续照搬书本教条、盲从外来经验，还是扎根中国革命战争实际；是把红军捆在固定目标上同优势敌军硬拼消耗，还是发挥红军机动灵活的独特优势。

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召开的。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军事行动。这一调整，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军事决策不再盲从教条，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成为红军行动的重要遵循，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

苟坝会议更能看出毛泽东坚持真理的韧劲。1935年3月，苟坝会议围绕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反对强攻固守之敌。即使个人意见一度未被采纳，他仍在深夜找周恩来再商作战计划，反复陈明利害，推动中央重新研究决策，最终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再到苟坝会议，毛泽东始终敢于否定脱离实际的方案，善于把复杂敌情转化为清晰判断，在争论中坚持真理、在危局中凝聚共识。长征由被动走向主动，革命由绝境走向希望，正始于毛泽东在生死危局中为党和红军拨正航向。

在强敌合围中重塑主动

遵义会议后，红军并未立刻摆脱险境。蒋介石调集数十万重兵，对红军展开疯狂围追堵截；川、滇、黔、湘、桂等多路敌军层层设防、步步紧逼，妄图将红军压缩在狭小区域内一网打尽。土城战斗受挫后，毛泽东不拘泥于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果断决策红军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由此，拉开了长征中最惊心动魄的四渡赤水河之战的战幕。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渡赤水，跳出敌军合围；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三渡赤水，诱敌主力向川南集结；四渡赤水，折返南下、兵指贵阳，迫使蒋介石急调滇军驰援，彻底打乱敌军部署。

四渡赤水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始终紧扣掌握战略主动权这一核心。主动权不是盲目推进，也不是急于攻下一城一地，而是在敌强我弱的绝境中，牢牢掌控行动选择权，让敌人摸不清、追不上、打不着。红军时而北上、时而西进、时而回师、时而南下，表面上路线多变，内在逻辑却十分清楚：不让优势敌军形成稳定包围，不把有限兵力消耗在没有把握的攻坚上，每一步都为保存实力、掌握主动。正是这种出神入化的机动战法，让红军在40万敌军间隙中纵横驰骋，最终巧渡金沙江，彻底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为继续北上开辟了通途。

四渡赤水不是单纯的“奇兵”故事，它重建的不仅是军事行动上的主动，更重塑了全军对正确指挥的坚定信心、对革命胜利的炽热信念。红军官兵在频繁奔袭、连续作战中，经受着极端疲惫、饥饿严寒、枪弹不足、缺医少药的多重煎熬，却在一次次甩开敌人、化险为夷的实践中深刻领悟：唯有实事求是，才能绝境求生；唯有战略优先，才能保存力量、掌握主动。赤水河畔与金沙江畔的生死转战中，毛泽东以炉火纯青的军事指挥艺术，引领中央红军从被动突围彻底转向主动转进，书写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在战略分歧中开辟新局

长征的艰难，不只在“怎样走”的战术困境，更在“往哪里走”的战略抉择。军事突围若无明确战略归宿，部队即便暂时脱险，也如无根浮萍、难以为继。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虽摆脱最危险的合围，但新的严峻问题接踵而至：红军到底应向何处发展？如何将幸存的革命力量与全国革命形势结合？如何为中国革命找到稳固的战略支点、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会师壮大了红军力量，却也很快引发了北上与南下的战略分歧。张国焘自恃兵力优势，无视全国革命大势，公然反对北上方针，执意主张南下川康地区，妄图另立“中央”。毛泽东和党中央则从全国革命形势和红军前途出发，坚决坚持北上。这场斗争，实质上是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红军团结、坚持正确战略方向的生死较量。

面对关乎革命命运的重大分歧，毛泽东的战略眼光与全局意识愈发闪耀。他关注的绝非一时兵力多寡、一地暂时得失，而是革命力量的发展方向、民族危机的时代大势、红军前途的根本所在。他深刻洞察：长征若仅停留在“脱险求生”，便未完成历史使命；唯有找到支撑革命持续发展的稳固根据地，才能实现真正的战略转移，让革命火种燎原全国。

1935年9月18日，陕甘支队占领哈达铺，毛泽东从报纸上意外获悉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敏锐地提出“到陕北去”。随后，榜罗镇会议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提出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新的战略方针。这一决定，使红军队伍从长期转战状态中找到了现实可靠的战略归宿，也把红军生存发展同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历经艰险抵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对于中国革命而言，这一伟大胜利不是简单的“抵达终点”，而是浴火重生、整装再发的全新起点。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毛泽东在长征中所体现的战略眼光，也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把红军生存、根据地选择、民族危机和革命前途联系起来，在艰难行军和战略分歧中开辟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朱一华 朱奕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