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与邓小平因长达十三年的密切合作，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刘邓”。他们团结共事的崇高风范，既是红色革命历史的宝贵财富，也是新时代干部队伍与领导班子建设的生动教材。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程中，刘伯承与邓小平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长达十三年的密切合作，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刘邓”，他们所率领的人民军队被誉为“刘邓大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刘邓大军”一路走来，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到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刘邓”二人经历了革命战火的洗礼与时代的考验，以钢铁般的团结精神创造出彪炳史册的历史成就。

党性坚强

“刘邓”团结共事的核心政治基石是坚守党性。这种党性集中表现为：一切从党的全局出发，为党和人民利益甘愿牺牲局部与个人利益，身先士卒，主动扛起最艰巨、最危险的责任重担，义无反顾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86年10月，邓小平在《悼伯承》中深情地说：“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他的卓越贡献，他的坚强党性，中国布尔什维克——这个意味着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他是受之无愧的。”

此番评价既是对刘伯承的崇高赞誉，也是“刘邓”二人共同政治品格的真实写照。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刘邓”亲率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华北敌后战场，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当国民党军队率先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攻势时，“刘邓”默契搭档、通力合作，指挥解放区部队连续取得上党、平汉战役大捷，赢得了军事斗争主动权。当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鏖战鲁西南、挺进大别山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晋冀鲁豫野战军肩上。可以说，这是整个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极为艰难的军事战略任务，部队陷入四面受敌、无后方作战的境地。面对部分干部、指战员的顾虑，刘伯承明确表示：即便付出牺牲，也要为全局分担压力。邓小平激励将士：我们在大别山背得重一些，兄弟部队就能更好地歼敌制胜，为了全局利益，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在整个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始终奋战在对敌斗争最前沿，以局部牺牲换取全局的胜利。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余万将士，在“刘邓”携手指挥下，千里挺进大别山，建立了大别山区革命根据地，站稳了脚跟，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序幕。“刘邓”二人虽偶有意见分歧，但从不固执己见，始终以“谁的意见符合党的利益就照谁的办”为原则，把团结建立在党性原则之上。

理想坚定

共同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刘邓”团结共事的凝聚力之源。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刘邓”始终坚守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在大别山根据地时，“刘邓”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让劳苦大众获得了土地，翻身得解放的人民群众积极踊跃参军支前；如果遭遇战争破坏或天灾人祸，部队减租减息、开仓济贫、生产自救，以实际行动赢得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对于损害人民切身利益的行为，“刘邓”更是铁面执纪，“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树立良好形象”，决不纵容姑息，以严明党的纪律、守护军民鱼水深情。全军上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从敌后抗战到解放大西南，从战场作战到地方政权建设，理想信念始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精神旗帜，让“刘邓大军”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能保持强大战斗力。

互信互助

“刘邓”二人年龄相差十来岁，爱好、性格各有不同，工作分工亦各有侧重，但他们以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的革命同志情谊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战斗集体。在日常的工作中，他们配合默契、分工明确。刘伯承是部队司令员，负责战术指挥与战略决策；邓小平担任政治委员，凝聚军心、把握全局。每次部队召开军事会议，刘伯承与邓小平进行协商，充分听取邓小平的工作建议，最终决策常惯以“按小平同志意见办”敲定。邓小平则处处关心年长的刘伯承，叮嘱司令部大事才可以请司令员作决断，他主动分担日常事务。部队的驻防守备、行军作战期间，邓小平始终牵挂刘伯承的起居与安全，关怀备至、细致入微。对部队指战员同样也是关怀备至、放手任用、充分信任。“刘邓”负责战略部署与战役的顶层设计，具体战斗则全权交给各个纵队指挥员，即使发现问题也会通过协调沟通，妥善解决，不包办、不越权。这种彼此间的支持与信任锻炼了指挥能力，激发了部队各级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上下级之间团结奋进、互信互助的良好局面，成为部队战斗力提升的有效动力。即使在危急关头，“刘邓”始终共赴前线、并肩作战；所有命令、电文、报告均以“刘邓”二人联名发布，彰显高度一致的战斗意志。这种超越个人情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友情谊是在革命年代的战火淬炼中凝成的精神纽带，让“刘邓”二人彼此难以分开，让所属部队团结如一人。

率先垂范

“刘邓”团结共事的强大感召力源自他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人格伟力。八路军一二九师是由红一、四方面军与陕北红军合编而成，部队成分多元。时任该师师长、政治委员的“刘邓”坚决反对搞宗派、拉山头，一视同仁对待来自不同方面军的指战员，着力维护部队内部的团结统一，出现矛盾也是先自我批评，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官兵自觉拧成一股绳。此外，他们是艰苦奋斗的表率。全面抗战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也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面对敌人的恶意“蚕食”“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的经济困难，“刘邓”二人与官兵同甘共苦，穿粗布棉衣、以野菜充饥。部队军需供给处为他们特别制作了细布棉衣，被他们坚决退回并予以严肃批评，拒绝任何特殊待遇。为减轻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经济负担，“刘邓”还带头参加开荒与大生产运动，开荒、纺线、助民抢收，以实际行动诠释中国共产党人吃苦耐劳精神及为民之情怀。他们还是执行命令的表率。全面抗战进入到战略相持的艰苦时期，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方针，“刘邓”率先坚决执行中央各项指令，深入所在部队抓贯彻落实，带动全军令行禁止、高效执行。正是这种身先士卒、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让“刘邓”赢得部队上下指战员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以“刘邓”名义发出的各项训令、命令和指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他们团结共事的风范，引领着部队指战员捍卫团结、坚守团结，成为凝聚军心与士气的强大精神合力。

“刘邓”二人团结共事十三年，历经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三大历史阶段。他们率领几十万部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付的历史重任。

（林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