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左二后立者）和南开新剧团主要演员合影

1957年，周恩来与梅兰芳（左一）亲切交谈。

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恩来高度重视戏曲工作，并长期关注戏曲艺人的命运。在他看来，戏曲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重要艺术形式；而戏曲的发展，首先取决于戏曲艺人的生存状况和创造活力。

1952年秋，北京的剧场格外热闹，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正在举行。来自全国23个剧种、1600余名戏曲工作者齐聚首都，京剧、昆曲、越剧、豫剧、评剧等竞相登台。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国家名义集中检阅戏曲艺术，广大戏曲艺人以“人民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走上国家政治文化舞台。

大会期间，周恩来多次到场观看演出，并与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袁雪芬、常香玉等艺术家交谈。对于这些经历过旧社会沉浮的戏曲艺人而言，这种场景意义非凡，国家领导人不仅观看他们的演出，而且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把他们视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从邀请戏曲名家参加新中国文化建设，到推动戏曲改革、改善艺人生活，再到支持戏曲教育与人才培养，周恩来将“尊重艺人、依靠艺人、发展戏曲”作为推动戏曲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则。在新中国戏曲艺人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的进程中，周恩来既是重要决策的具体指导者，也是广大戏曲艺人的关心者、支持者和保护者。

指导艺人成为文艺工作者

周恩来对戏曲艺人的尊重，首先表现为人格上的平等和社会身份的重新确认。1949年3月27日下午，周恩来登门拜访京剧大师程砚秋，却因程砚秋外出理发而未能见面。周恩来留下一张亲笔便条交由其弟子王吟秋，内容如下：

砚秋先生：

特来拜访，值公出，不及留候驾归为歉。   

周恩来

这一细节后来成为戏曲界广为传颂的佳话。程砚秋回家见到留言后十分感动，并感慨：“从前社会上瞧不起唱戏的，如今解放军的首长如此敬重梨园从业者，这般礼贤下士实属难得。”当晚，两人在北京饭店首次正式见面。随后，程砚秋又应邀赴怀仁堂演出《锁麟囊》，感念翻身之喜、感念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知遇之恩，唱腔深沉婉转，演绎得格外动人。这次拜访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并不只是因为周恩来礼贤下士，更是因为它向社会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新政权尊重戏曲艺术，也尊重戏曲艺人。国家领导人与戏曲艺术家之间建立起平等、真诚的交往关系，从而改变了旧社会长期存在的身份隔阂，也为戏曲界参与新中国文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如果说登门拜访体现的是尊重艺术家人格，那么邀请戏曲艺人参与国家文化建设，则进一步完成了他们社会身份的重塑。1949年6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一封来自北平的邀请函送到了梅兰芳的手中。这是一封邀请他赴北平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函，函件的署名正是周恩来。陈毅亲自到梅公馆看望梅兰芳，以询问的口吻说道：“周恩来副主席来电话说，毛泽东主席想请您在文代会期间唱几场戏，不知是否可以？”梅兰芳欣然允诺。7月2日大会召开，周恩来与梅兰芳见面时笑着说：“我们也算同行。”梅兰芳一时没有理解，周恩来随即谈起自己青年时期在南开学校参加新剧演出的经历，两人相视而笑。一句“同行”，拉近了国家领导人与戏曲艺术家之间的距离，更体现出周恩来自身对于戏曲艺术的熟悉和对戏曲艺人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在此次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这一论述，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对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属性作出新的定位。戏曲艺人由此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获得了新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

周恩来对戏曲艺人的重视和关心，还具体落实到对戏曲改革和建设行动中。1949年6月，在筹备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专门召集周扬、田汉、马少波等人座谈，专题研讨戏曲改革领导机构筹建事宜。1950年，在周恩来关怀下，梅兰芳出任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研究院院长。同时，在周恩来指导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国营戏曲院团，让分散跑江湖的艺人成为体制内文艺工作者。

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级戏曲研究机构，意味着戏曲艺人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国家文化体制，梅兰芳任院长，程砚秋、周信芳、张庚、罗合如、马少波等先后任副院长。毛泽东亲笔题写院名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周恩来应梅兰芳所请，亲笔题词祝贺：“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所谓“重视”，即尊重戏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尊重戏曲艺人的艺术创造；所谓“改造”，即推动戏曲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使传统戏曲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同时，应坚持团结绝大多数艺人，通过教育、帮助和引导，使他们逐步适应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要求，而不能采取简单排斥或粗暴改造的方式。

关心艺人经济收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改革面临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如果艺人的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那么戏曲事业的发展更无从谈起。

长期以来，旧戏班完全依赖市场生存。艺人收入系于票房起伏，一旦遭遇年老、病患或市面萧条，生活便立刻陷入困境。加之旧戏班陋习，艺人即便台上风光，到手所得也所剩无几，晚景凄凉者比比皆是。周恩来十分了解戏曲行业的这一情况。他认为，戏曲改革不能只改剧目、改制度，更要解决艺人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戏曲艺术工作。正因如此，新中国初期出台的一系列戏曲政策，都把保障艺人权益作为重要内容。

1952年，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上明确指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既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又强调国家应当承担发展文化事业的责任。对于戏曲艺人来说，这一理念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随着国营剧团和专业艺术院团逐步建立，大批戏曲演员开始领取固定工资，享受医疗、住房等基本福利，生活逐渐稳定下来。戏曲事业的发展，也由过去依赖市场竞争，逐步转向国家扶持与社会服务并重的新阶段。

同时，周恩来对老艺术家的生活也极为关怀。例如，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关切邀约梅兰芳回京工作，并安排工作人员陪同其实地看房。入住后，周恩来专程登门探访，见院内客厅狭小，当即指示增盖十余间南房，解决梅兰芳一家的居住难题。周恩来的关怀并不限于生活起居，还关心艺人的身体健康。1957年，梅兰芳在演出劳累后出现心脏不适，周恩来得知后，第一时间安排医疗专家诊治，反复叮嘱他合理休养、劳逸结合。在周恩来看来，保护艺术家，就是保护国家的重要文化财富。

周恩来不仅重视著名艺人，还关注那些未进入国营院团的民间戏曲演员。新中国初期，全国仍有大量民间职业剧团活跃于城乡之间，他们没有固定编制，收入极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对此，国家一方面通过减免部分税费、降低剧场租金等措施减轻剧团负担；另一方面，由文化部门组织赴工矿、农村和部队慰问演出，并按照规定支付演出报酬，使得不少民间艺人在商业演出之外可以拥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有少数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知识分子，“例如一部分戏曲艺人、国画家和中医，目前收入比较少，这种问题也应该由主管部门另行设法解决”，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对广大戏曲艺人的持续性关注。

重视戏曲传承和艺术提升

周恩来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戏剧内行。早在天津南开学校求学期间，他便是南开新剧团的骨干成员，不仅登台主演《恩怨缘》《一元钱》等新剧，还参与剧本创作、舞台布景和排练组织等工作。1916年，周恩来撰写《吾校新剧观》，系统论述新剧的社会功能和艺术特点，展现出较为成熟的戏剧理论素养。正是这种集编、导、演、评于一体的舞台实践，使周恩来深谙戏剧艺术规律。因此，无论是在后期指导昆曲《十五贯》、修改《采茶舞曲》，还是同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讨论戏曲改革等，他提出的意见总能抓住要点，深受戏曲界认可。

1950年11月，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针对“改戏”，程砚秋谈到一些地方因禁戏过多而影响艺人生活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戏改局成了戏宰局！”消息传至周恩来处，周恩来表示：“程先生说的其实也没有错。”因此，周恩来要求各地：“除对少数有严重问题的旧剧目加以禁演外，一般剧目只要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和色情的，不应当随便禁演”，“禁演剧目应由中央文化部统一处理”。1956年初，浙江昆苏剧团来京演出《十五贯》，开始很少人问津，票卖不出去，后在周恩来关心下，经过整理改编，《十五贯》既保留了昆曲的艺术特色，又突出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受到观众广泛欢迎，以至“满城争说《十五贯》”，盛况空前。5月18日，《人民日报》以“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为题发表专题社论，《十五贯》声名大振。

戏曲的传承归根结底要靠“人”，因此，周恩来非常重视青年戏曲人才培养。

1950年1月28日，“戏曲实验学校”正式成立，田汉兼任校长。此后，各地戏曲学校相继建立。在上海戏曲学校的筹建过程中，周恩来安排俞振飞任校长，同时，邀请分散各地的“传”字辈老艺人返校执教，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戏曲人才。

1955年1月6日，中国京剧院正式成立，周恩来对梅兰芳说：“你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成立梅兰芳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满足全国人民欣赏要求，并为青年演员作示范；二是整理舞台艺术的经验，著书立说。”在周恩来看来，一位艺术大师不仅属于舞台，更属于国家文化事业；保护他们的艺术经验，就是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吴雪莲 徐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