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进》和《秦钟》杂志

魏野畴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实践中，魏野畴作为陕西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革命运动的重要先驱以及皖北地区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长期活跃于学校教育、报刊舆论、党团建设、群众动员和武装斗争一线，为西北地区革命力量的孕育和发展以及皖北地区革命形势的高涨作出了重要贡献。

魏野畴，原名魏凤标，号明轩，陕西省兴平县板桥乡魏家村人，1898年出生。魏野畴的信仰之路始于五四运动浪潮。1917年，他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影响下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参与创办《秦钟》月刊，1921年撰写15万字的《中国近世史》，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阐释中国近代历史。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往后的实践更是把马克思主义信仰落实到青年教育之中。1924年魏野畴参与建立西安市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5年秋，参与创建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和中共西安特别支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魏野畴被任命为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皖北起义失败后魏野畴在阜阳临泉老集被俘，壮烈牺牲，年仅30岁。毛泽东后来高度评价：“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他的著作我读过，写得很有水平。四九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点燃了皖北革命的烈火”。

育人为本

魏野畴在咸林中学任教时提出：“教书就是育人，学校要出人才，不能出书呆子，学生不能囿守书斋，要走向社会。”魏野畴每周授课24小时，提出“缩短学制、精选教材，用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去代替封建主义的一套教学内容”的主张。他说：“若继续使用旧教材，对学生是浪费光阴，是宣传封建主义毒素。”在他的倡导下，咸林中学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等课程，加大英语、体育课程的比重，指导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青年会、读书会等团体，鼓励学生到农村宣传新思想。魏野畴还积极推动女子教育，挨家挨户说服村民让女孩读书，提出办好女子小学并在咸林中学办女子学校，后成立女子师范学校。最初报名仅有四人，他说：“哪怕只有四个学生，他也要把女校一直办下去。”

在教学实践中，魏野畴抛开旧教材，使用《新青年》《向导》《共进》等进步刊物选文授课。魏野畴曾对学生说：“人家拿刀架在咱们的脖子上，不起来救国，国亡了我们还有书读吗？”这番话深刻印在学生心中。魏野畴视学生为革命的火种，耐心引导他们走向改造社会的道路。此外，魏野畴还以自己编写的《中国近世史》为教材引导学生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激发学生改造世界的志向。在榆林中学期间，魏野畴还指导学生成立剧团、体育会、读书会等社团，促使学生自治会发挥积极作用和才干。语言学专家杜松寿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野畴老师，是我终生难忘的人。由于他，我在中学时期才得以受到良好的科学教育；由于他，我才走上了党所开辟的革命道路；由于他，我一生才有了时时检查自己的亲切榜样。”

启民开智

1920年，魏野畴参与编辑《秦钟》月刊，明确将刊物宗旨明定为“唤起陕人自觉心”“介绍新知识于陕西”“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这三条宗旨集中体现了魏野畴对启民开智的深刻认识。

在《秦钟》创刊号上，魏野畴发表《潼关外之新思潮》，把新思潮的要素概括为“科学的态度、民治的精神、改进的人生观”，他认为：“科学的态度就是研究的态度，凡遇着各种现象各种问题，总要问：‘为甚么？’‘这是甚么？’‘要做甚么？’”他严厉批评了“男女界限要严”“好古为好”等论调，明确提出改造社会的责任要在青年，“改革之法，当使国民有觉悟心，觉悟又当自吾侪青年始”，将教育看作唤醒陕西民众的根本途径。

1925年8月，魏野畴在西安创办了时事期刊《西安评论》，以宣传国民革命为宗旨，动员民众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被誉为“大革命时期的古城号角”。该刊发表了《为反奉战争运动告西安各界同胞》《兵匪蹂躏下的渭南人民》等一系列文章，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行量最多时达一万两千份，甚至由留学生带到日本、英国等地，在海外华人中流传。《西安评论》不仅给沉闷的政治环境注入了清醒剂，更为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在西安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被誉为“西安革命舆论的唯一指导者”。

服务群众

魏野畴出身于陕西兴平农家，幼年丧父，深知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对农民疾苦有着真切理解。1926年，杨虎城、李虎臣率国民军联军突破北洋军围困，取得西安保卫战的胜利后，西北地区革命形势迅速高涨。魏野畴迅速派出数十名农运骨干分赴渭河两岸去做农民工作，提出“党到农民中去”！强调农民协会的工作模式必须脚踏实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魏野畴被派往皖北开展农民运动。他白天深入农村调查，晚上开会研究对策，与农民同吃同住——住在颍河边大寺庙小学西厢房里，经常在月牙池石阶上斜倚着和农会会员深夜交谈。魏野畴不仅组织农民协会，还耐心向农民讲解土地革命的道理。在阜阳县行流、王官集，他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粮、抗债、抗差、抗租的“六抗”斗争。短短几个月，皖北地区各县发展党员1000多人，农民会员6万多人，农民赤卫队员3000多人。1928年2月，他向中共中央报告，指出“皖北党组织迅速扩大，农民革命条件已经成熟”。在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同时，魏野畴强调群众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真正解救农民的生存问题。当地农民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魏胡子”，乐于同他拉家常、讨论革命道理。魏野畴在阜阳王官集曾亲手种下一棵枣树。当时，有人问他为何种枣树，他回答说：“枣树、枣树，不就是‘早富’吗？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希望老百姓脱离苦海尽快富裕起来！”这棵枣树至今屹立在阜阳四九起义纪念馆。

关注经济

魏野畴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深切关注早在革命实践中便已显露。在榆林中学任教期间，魏野畴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授《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论》等著作。

1924年至1926年在西安任教期间，魏野畴创办的《西安评论》在宣传革命主张时把大量篇幅分配给社会经济议题。他用大众能听懂的白话文剖析陕西农村被军阀胥吏劫掠的粮食、被预征的田赋、被附加的杂款，让贫困大众意识到苦难的根源就在于军阀割据和地主占有制。

魏野畴到皖北后，把民生经济落实到农民运动之中。1928年，阜阳四九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召开皖北工农兵起义大会，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这是安徽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黄淮平原上第一次建立的工农红军。起义爆发后，皖北苏维埃政府颁布《农民协会组织纲领》《临时工会法》和《临时土地法》，积极开展打土豪、分财物的运动。在宋湾、杨寨、马庄、界牌集、谭营、邵营等方圆20多里的范围内，斗争地主20多户，获得长枪60余支。有的地主见大势已去，就自动把粮食、武器交给农民协会。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和赤卫队，红军扩充到一个团，赤卫队发展到近万人。

1928年4月，四九起义因叛徒告密和敌我力量悬殊而遭遇失败。魏野畴与战友胡怀西一同被俘。夜间，二人趁看守松懈，设法咬断绳索，但若同时逃离，目标过大，极易被敌人发现。危急关头魏野畴让胡怀西踩着自己的肩膀先行撤离，自己则留下牵制敌人。胡怀西脱险后，转赴苏区继续革命。凶残的敌人则恼羞成怒，杀害了魏野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魏野畴为掩护战友英勇牺牲的崇高风范与他在榆林中学教导学生“古今中外，凡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教诲一脉相承。（王贝贝 梁家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