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吴炎（中）、吴清源（右）、吴清源夫人和子（左）重返北京故居。

吴炎，字景略，1912年生于福州的一个名门望族。祖父吴维贞在晚清烜赫一时，做过道台，后又承包福建省的盐运。外祖父张元奇做过翰林、御史。父亲吴毅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段祺瑞幕下谋职。然而家道中落，父亲年仅33岁便因肺病去世，留给三个儿子一人一件遗物。长兄吴浣得了字帖，三弟吴泉（吴清源）得了棋子，而吴炎自己，得了一部小说。吴氏三兄弟中，大哥吴浣一度在伪满洲国宫内府任职，后来弃政从商；三弟吴清源在异国成了棋界传奇；而吴炎走上了一条最为坎坷却也最为壮阔的道路——革命。

投笔从戎

吴炎的革命之路并非一蹴而就。1931年，他考入天津水产专科学校，入学不满两周，九一八事变爆发。心怀家国的他第一批爬上运煤的铁罐车，随天津学生南下南京请愿，在中央军校被蒋介石训斥了一通。第二年，他考入南开大学西洋文学系。在南开五年，他三次东渡日本，第三次一去八个月，回程时途经长春，看望了在当时还在伪满宫内府任职的长兄。长兄要将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女介绍给他，他推掉了。在吴炎的回忆录中，只是一笔带过，但他显然清楚，一个选择的偏差，便足以改变整个人生的走向。

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吴炎在《益世报》《南大半月刊》《人生与文学》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和诗歌，从中不难看出其倾向进步的思想。1937年，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他的衣物书籍荡然无存，他南下从军，处处碰壁。据桐山桂一《吴清源与他的兄弟》记载，吴炎曾说：“我想上前线与日本面对面地作战，又觉得国民党政府军队无能，就打算自己组织抗日游击队。”但在河南等地组织游击队的事情进展不顺，他只得在天津潜伏下来。此后四年，他在法国人办的天津工商学院辞典编纂处工作，同时大量读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对吴炎影响至深，使他“对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和红军的主要人物产生了好感”，决心投奔共产党，却苦于不得其门而入。

1944年，吴炎偶然结识了中共党员王定南。当时他俩组织“河南人民自卫军”，部队中有一些人叛变，投向国民党部队，他们被抓入国民党高树勋部。高树勋率领的部队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受国民党嫡系部队排挤，且高树勋过去就与吉鸿昌等共产党员有交往。两人抓住机会，劝说高树勋投奔共产党。被释放后，吴炎出任高树勋的机要秘书，军衔为上校。在王定南和吴炎的反复劝说下，高树勋终于下定决心反戈一击。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国民党新八军在邯郸前线宣布起义，史称“邯郸起义”，部队改编为“民主建国军”。

在邯郸起义的前后，吴炎以高树勋部“副长官办事处”的名义在北平设立据点，实际上为中共华北地下党组织工作。这一期间，城工部部长刘仁、袁涛等中共地下党员指导他的工作和学习，他还阅读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籍。约在1945年下半年，吴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仁对吴炎说，“你由北方分局中央委员亲自发展入党，这是你的光荣。”

1946年秋至1947年春，吴炎曾作为起义后的“民主建国军”代表团的成员前往延安，一待就是五个多月。在延安，他见到了朱德和彭德怀，参加了朱德六十寿辰祝寿大会，在延安期间他的诗作《献给朱总司令》即登载在《解放日报》上。临行前，毛泽东出席饯行宴，将国共两党比作两条方向相反的船，赞扬起义人员“从蒋介石那条船跳到人民这条船上来，从此可以一帆风顺”。

在天津参与建立民盟小组

在邯郸起义之后，吴炎还多了另一重身份——民盟盟员。据曾参与民盟天津地下小组筹建工作的叶刚侯回忆，1946年夏天，民盟中央常委、华北总支主委张东荪来到天津，在广西路青年会作了一次演讲，随后在天津建立了一个民盟学习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只有五人：叶刚侯、聂国屏、刘锡九、吴炎，还有一位宋女士（笔者注：经考证，应为宋淑贤，也是吴炎在南开大学时期的同学）。小组由北京的刘清扬直接领导，开过几次学习座谈会，到1947年停止活动。

1946年的中国，正处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夜。这一年的1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政协决议。6月，全面内战爆发。民盟作为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方面力量，奔走调停，试图阻遏战争的脚步。正是在和平前途越发渺茫的时刻，张东荪、刘清扬等人来到天津组建了民盟学习小组。表面上，这个团体的日常活动多是读书学习、办座谈会和讲座，但在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它实际上是一个以读书为掩护的政治活动团体。

吴炎来津筹建民盟组织，是他在城工部期间刘仁部长亲自交付的任务。刘仁之所以作这种安排，一是考虑到让他离开城工部后，继续在较为熟悉的平津地区工作；二是通过交谈了解到，吴炎认识知识界人士的较多，民盟的人也认识一些。因此特意嘱咐他“可以对民盟做些工作”。对于吴炎来说，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的他，在参与策动高树勋起义的同时，又被派到天津，以民盟小组的形式开展地下工作。民盟盟员的身份给了他更灵活的活动空间。

天津小组的五个人，各有各的背景和轨迹。叶刚侯是天津工商界的活跃分子，叶家是天津的名门望族，他的几位兄弟中，二弟叶笃义、五弟叶笃庄也先后加入民盟；聂国屏是天津宗教界的进步人士；刘锡九是黄埔六期毕业，20世纪20年代曾加入中共，但后来与党失去联系，此时主要经商，时任贸易公司经理；宋淑贤是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学生，在南开大学时就与吴炎有来往；吴炎在高树勋部担任机要秘书。

这个五人小组的存在时间约为一年，但在天津的民盟历史上，它的意义却很重要。到1950年1月，民盟天津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时，最初认定的、新中国成立前在天津活动的盟员共有23人，除了后来转来天津的几人之外，大多是由这个五人小组发展而来的。

吴炎当年为何会被张东荪和刘清扬选中，成为这个天津小组的一员？除了刘仁的指派和介绍之外，答案恐怕要回溯到他早年在南开大学以及他在天津工商学院期间建立的社会关系网。刘清扬是中共早期党员，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但始终坚持革命，1944年经张澜亲自介绍，加入民盟，在初创不久的民盟华北总支中分量极重。她亲自领导这个五人小组，背后想必经过了一番审慎的筛选。另外，吴炎毕业于南开大学西洋文学系，既有知识分子的气质，能写诗、懂外语，又有实际的地下工作经验，曾策动起义、从事秘密联络，这两种素质的结合使他在小组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既是思想上的同路人，又是行动上的实干者。

深交与同道

在吴炎的影响下，聂国屏、李相崇等人在天津、北平先后加入了民盟。

聂国屏在天津民盟早期历史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1946年夏天，他作为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与吴炎一起参与了创建民盟的相关工作。

聂国屏193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在天津智德中学任英语教师，后任天津工商学院讲师。吴炎曾在工商学院辞典编纂处工作了四年。组建民盟天津小组期间，聂国屏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在宗教界的影响力，为小组开展地下活动提供了场所。当时的不少活动，就是利用他主持的“天主教文化协进会”的文化沙龙楼上餐厅开座谈会，刘清扬作为主讲人，去作过不少讲座，一些知识分子、进步人士前来听讲，凡是参与并拥护这种活动的，后来都加入了民盟。1946年5月，请张东荪来津作讲座时，聂国屏、吴炎等人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尾随，张东荪告知吴炎国民党正在通缉他，吴炎不久后离开了天津。

1950年1月，民盟天津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时，聂国屏被任命为宣传部干事。同年，天津市的各宗教组织成立爱国团体，聂国屏还参与发起组织了天津市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促进会，担任过秘书长、副主任。1951年起，聂国屏先后在津沽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任教，是外语系的资深教授，曾担任河北大学总务长。

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李相崇，也是受吴炎影响加入民盟的。李相崇是南开大学外语系比吴炎高一班的同学。据李相崇之子李昕回忆，两人的交往始于1938年。那时李相崇思想倾向革命，追求正义和进步，吴炎常常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给李相崇读。李相崇在吴炎的影响下，开始用英文阅读《资本论》和《马克思传》。1946年，李相崇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担任翻译，经吴炎介绍加入了民盟。

1949年，吴炎随华北军区卫生部进驻北京，先是在中央统战部任营级翻译，1953年起，调入华北军区第十三军医学校（即血研所的前身），后来担任血研所图书馆主任。晚年，吴炎撰写了许多回忆文章，特别是有关他的弟弟吴清源的回忆录《吴清源与我》等，广为流传。2006年8月18日，吴炎在天津逝世，享年94岁。（欧阳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