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了一座西汉墓葬。汉墓内出土的一批竹简，解开了一桩千古之谜：兵学圣典《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子，究竟是谁？

之所以有这样的“谜”，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位孙子—孙武与孙膑。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各有兵法传世。由于孙武是春秋末期吴王的客卿，孙膑在战国中期的齐国担任军师，因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孙武的兵法叫《吴孙子》，把孙膑的兵法叫《齐孙子》。《吴孙子》一直流传，通称《孙子兵法》。而《齐孙子》在曹操注《孙子兵法》中一字未提，在《隋书·经籍志》中也不见著录，可能在东汉时便已失传。

从宋代开始，对《孙子兵法》其人其书就有了争议。不少人认为，现存的《孙子兵法》可能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是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并非一个人的著作。由于《孙膑兵法》失传，上述疑案长期得不到解决。

银雀山汉墓的时间，相当于西汉武帝初年，距今2100多年。在墓中出土的竹简（包括残简）共4900多枚。这些竹简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大量古籍。其中整理出的《孙子兵法》竹简上，已发现的篇名和《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的十三篇相同。

《孙子兵法》与失传两千年的《孙膑兵法》同墓出土，足以证明，现传的《孙子兵法》为孙武所作，从而解开了这一千古争论。

由此，我们可以正式地介绍孙武和其所著的《孙子兵法》了。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和孔子同时代，本姓田。其祖父田书为齐国将领，因作战有功，受封于乐安（今山东北部），并赐姓孙氏。因躲避战乱，孙武迁居南方吴国，在好友伍子胥的举荐下，向吴王阖闾进呈兵法十三篇。从此，孙武在吴国任将，为吴王训练军队，“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名显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他晚年退隐江湖，著《孙子兵法》传世。其军事思想备受中外军事家、政治家推崇，被誉为“兵圣”“东方兵学鼻祖”。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兵专著。全书仅6000余字，字字珠玑。在宋代，《孙子兵法》被列为官方颁行的《武经七书》之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其为“百代谈兵之祖”。可以说，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其实都是在《孙子兵法》设定好的框架内对其理论的丰富和补充。

《孙子兵法》中体现的军事思想与历史智慧，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有重要影响。《孙子兵法》开篇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武开宗明义，把战争看作是关系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体现了慎战、重战的战争观。

美国学者伯恩斯在《世界文明史》一书中指出，和其他文明不同，中华文明繁荣起来后再也没有中断过，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整体上没有成为一个侵略性的文明。而溯源这种战略文化特别是战争观的缘起，显然是受到了孙武及其《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影响。

“兵者，诡道也”，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人尽皆知的军事常识，但在孙武所在的春秋时期，喊出这样的话却是石破天惊的一件事。西周时期盛行“军礼”，强调对敌尚信而非诈，甚至认为只有双方都摆好阵势的战斗才叫“战”。这在客观上导致兵学发展受限，对如何赢得战争的思考，如同被封禁于笼中的飞鸟。到了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间斗争加剧。此时，孙武明确提出了“兵者，诡道也”及“兵以诈立”的思想，认为在战争中就是要虚虚实实地迷惑敌人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根据有利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打破了僵化教条的“军礼”思维束缚。这对后世军事家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公元前506年，孙武指挥吴国军队同楚国作战，就是运用“诡道”这一作战原则的一个战例。战前，因为吴国和楚国隔着一条汉江，吴国军队善于水战，楚军就把主要兵力用来防止吴国军队从水路上进攻。而孙武在进攻当中，却在半路上把空船停在江中，然后带着部队从陆地穿山越林，迅速包围了楚国国都郢附近的一个城市，引水灌城，出奇取胜，打进了楚都郢，创造了以3万军队在10天内打败楚军20万、夺下楚国国都的著名战例。

孙武提出了将帅在战前、战中必须掌握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做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总结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条战争中的重要规律。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一点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与此同时，《孙子兵法》充分反映了孙武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使其价值得以超越战场，对带有竞争性、对抗性的领域都具有一定指导性和启发性意义。

文化是流动的，优秀文化常常能够跨越国界、穿越时空。《孙子兵法》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读到《孙子兵法》中关于“慎战”的论述时感叹：“可惜20多年前没看到这本书。”至今，《孙子兵法》已被译成约3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显示出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