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战争？这是一切军事理论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经典兵书《孙膑兵法》对此作出了全面、辩证的回答。今天，回顾这部兵书中的“重战、慎战、备战、义战”思想，更好地发掘蕴含其中的思想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我们认识战争、认识军事战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战国时期，战争不可避免，并事关国家命运。《孙膑兵法》强调“兵者不可不察”，即“重战”的思想。

孙膑认为战争可以“存亡国，继绝世”，打了胜仗，就能保住处于危亡中的国家，延续将被灭亡的世系；打了败仗，就会面临“削地而危社稷”的后果（《孙膑兵法·见威王》）。因此，战争具有重要作用，不能不认真研究。孙膑认为，在激烈的兼并战争年代，想要获得和平，靠“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的无为而治是不可能的；唯有“举兵绳之”，用战争消除战争，用战争手段维护和平，才能“战胜而强立”。

这一观点至今仍有警示意义。天下虽安，忘战必危。长期斗争实践告诉我们，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妥协求安全则安全亡；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

重战不是好战，求胜不是贪胜。《孙膑兵法》提出“穷兵者亡”，认为穷兵黩武者会走向灭亡，即“慎战”的思想。

孙膑告诫说：“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乐兵”即好战，“利胜”即贪胜。轻率好战，会导致亡国；一味贪求胜利，会受挫被辱。所以他提出“不得已而后战”，指出“恶战者，兵之王器也”，认为不好战，才是用兵的最高准则。可以说，孙膑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要谨慎用兵。这体现出《孙膑兵法》在“兵法”之下的“和平”底色。历史上，中华民族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像孙膑一样饱经战争的中国古代兵家，对和平始终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这种追求，延续至今，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品格的一部分。

《孙膑兵法》中强调“事备而后动”，要打有准备之仗，即“备战”的思想。

战争不断的年代，孙膑认为，“用兵无备者伤”，一国军队要常备不懈，犹如佩剑，“旦暮服之”，虽然不一定时刻都能用到。那么，如何备战？《孙膑兵法》中强调两项准备：“有委”，充足的物质储备，即经济基础；“有义”，民众和士兵支持，即政治基础。孙膑把战争与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同时，他还提出了“富国”是“强兵之急”，要在富国的基础上强兵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也被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所接受，成为一项普遍性国策。

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准备打才可能不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是我们流传千年的兵学智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仍要立足于富国与强兵相统一，坚持整体运筹斗争、备战、建设，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

我们备战不是为了侵略扩张，强兵只是为了自卫防御。《孙膑兵法》赞成“有义”、反对“无义”，即“义战”的思想。

孙膑对战争性质有明确区分，强调用正义战争赢得和平。孙膑说“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意思是兵少而战斗力很强，是因为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认为“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进行的战争如果是非正义的，那么天下谁也无法使其防守坚固。《孙膑兵法》强调“立义用兵”，这可能是孙膑吸取了儒家的部分兵学思想。

可以说，几千年以来，严守自卫立场、坚持后发制人，反对挑起战争、侵略扩张的积极防御战略，是中国传统战略的主要观点。中国传统战略强调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崇尚的是道胜、义胜、谋胜，反对的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武力称霸。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

“重战、慎战、备战、义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也是《孙膑兵法》的战争观。这一思想，符合战国争雄事实，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被普遍接受，影响深远。当今，天下并不太平，风险不容忽视。从中国传统兵学这份极为宝贵的历史遗产中汲取其精华，挖掘其中的规律性认识，仍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作者：郝敬东，工作于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主要从事中国军事战略史研究，著有《军事战略布局论》等著作。）

链接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当代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邓泽宗著《孙膑兵法注译》、张震泽著《孙膑兵法校理》、霍印章著《孙膑兵法浅说》、陈宇著《孙膑兵法破解》、杨玲著《孙膑兵法解读》等。此外，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武经七书〉鉴赏》编委会著《〈武经七书〉鉴赏》、黄朴民主编的《中国兵学通史》（先秦卷）等也有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