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海博物馆展出的明朝福船（按1∶1复制）。资料照片

中国航海博物馆展出的宋朝23轮车船模型。资料照片

上一篇主要介绍战国至五代十国时期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战船，展现了古人为开辟水上战场所迸发的智慧。尤其是唐朝，作为大一统的强盛王朝，在强大的国力和频繁的对外交流需求推动下，其战船类型实现体系化发展，榫接钉合、水密隔舱等造船工艺相继问世，不仅承袭了秦汉时期的造船传统，更开启了宋明时期的辉煌篇章。本篇将聚焦宋元明清时期的典型战船，展现这一时期的造船成就。

车船是中国古代以人力脚踏轮轴驱动的明轮船，其雏形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经唐朝改进后正式应用于军事领域。该船型采用双侧轮桨替代传统手划桨，通过明轮激水实现推进，将原本直线、间歇、往复的运动转化为圆周、连续、旋转的运动，显著降低了船员劳动强度，推动船舶动力技术实现突破。宋朝时期车船发展至鼎盛，除承袭唐朝的四轮（一侧双轮）车船外，还研制出长达60至90米、配备23至24个车轮桨的巨型战船。这些大型车船在宋金采石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金军试图南渡淮南时，遭遇宋军车船迅捷拦截。这些战船不仅设有楼阁式甲板、拍竿等强力攻击装置，还配备护板防护，使金军束手无策，最终南征失败。明朝时期，车船仍作为主力战船服役，其样式在何汝宾《兵录》、茅元仪《武备志》、李盘《金汤十二筹》等军事著作中均有记载，车轮舸等新型车船为明代海防建设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福船是明朝水军装备的主要战船，因建造于福建沿海而得名。其船体高大如楼，尖底上阔，艏艉高昂，两侧设有护板。整船分为4层，最下层装载土石以压舱，第2层住兵士，第3层用于操练，最上层是作战区。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善用福船，他借助福船形体高大、居高临下并配有较强冲击装置的优势，用以攻击倭寇船只。郑和下西洋船队的主要船舶宝船，正是基于福船改进的船型，彰显了中国古代远洋航海技术的卓越成就。

广船因创制于广东而得名，是在广东沿海作战中冲击敌船的大型战船。该船型在唐宋时期发展迅速，至元明时期形制定型。广船以坚固致密的铁力木为材料，在海战中可撞碎由松杉木制成的船只。其独特的下窄上宽构造形如两翼，虽在近海航行时稳定性良好，但远洋航行时难以抵御风浪颠簸，故不适宜远洋作战。由于铁力木造价高昂且稀缺，船只损毁后难以修复。为此，明军对其进行改良，采用广船式船底与福船式船身的复合结构。

沙船是中国古代近海及内河运输中的优秀船型，作为中国四大古船（即沙船、福船、广船和鸟船）之一，它也是唯一的平底船。该船型在唐宋时期已基本成型，至明清时期技术趋于成熟，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成为中国古代北方海域航行的主要船型之一。其特点为平底、方头、方艄，船身宽大，配备多桅多帆。这种设计使沙船吃水较浅，在沙滩水域不易搁浅，即使搁浅也能因平底结构平稳坐滩，安全性显著提升。在朱元璋统一江南的战争中，其水师征用了大量适应南方水网的船只，其中就包括沙船。在明朝开国大将徐达北伐元朝的战役中，明军水军沿运河及沿海北上，依赖众多沙船等平底漕船完成兵力与粮饷的投送。

明朝时期，造船技术与航海事业的发展达到古代的巅峰。在继承宋元战船制造技术的基础上，明朝以沙船、福船为原型，创新设计了一批新型战船，比如艏艉有舵、进退迅速的两头船，用于纵火的火龙船和赤龙船，用于水上爆破的子母船等各型战船。这些战船设计新颖、技术先进、性能卓越，不仅丰富了水战战术，积累的相关技术也为后世航海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清朝前期，因袭明制，在战船使用与制造上基本没有突破，但随着中西交流影响，在明朝战船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仿西式改进，其典型代表是赶缯船与艍船。然而，由于海洋战略的彻底保守化，清朝战船技术发展陷入长期停滞并最终落后于世界。当19世纪遭遇西方坚船利炮时，清朝水师显得不堪一击。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破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之后，中国古代传统的木制战船逐步退出军事领域，取而代之的，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舰船。（曹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