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也就是说，王稼祥这“关键一票”，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队伍艰难进行在湖南与贵州的绵延山路间。

此时，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加上对前途忧心忡忡，毛泽东身体非常虚弱，躺在担架上。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也一直躺在担架上。两个人的担架经常同行，便有了频繁接触的机会。一路上，毛泽东和王稼祥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并取得一致意见，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随后，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反复酝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筹备。

遵义会议中，在毛泽东长篇发言后，躺在藤椅上、发着高烧的王稼祥也坐直身子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多年后，王稼祥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谈道：“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并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为毛泽东投出‘关键一票’。”（沙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