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保密理论和情报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诸子百家关于保密谋略的论述精彩纷呈，各具特色。《尉缭子》作为先秦兵学经典，同样蕴含着丰富的保密谋略。

治军之要 重在保密

作为一本兵学著作，《尉缭子》更多关注的是军事行动的安全保密。作者提出“游说间谍无自入”，体现了对保密工作的重视，并以此作为目标和追求：即令敌方的间谍无法开展工作，无法潜伏。

《尉缭子》还提出，隐藏好己方的作战力量与作战意图，也可以实现掩盖弱点的目的，只有做到“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才能“知彼弱者，强之体也”，从而避免对手以实击虚，给己方带来灾难性打击。

尉缭雕像

在作者看来，军队上下始终要做到谨言慎行，一定不能从自己口中泄密。这与《周易·系辞》中“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目的都是防止间谍“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从而造成泄密。因此作者认为，治军的关键就在于做好军事信息保密，如此才能拥有立威于天下的基础。

保密有法 泄密严惩

加密通信手段，制定通信规范。自战争产生以来，统治者和将帅以及军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多层次、远距离情报传递，是敌方情报机构渗透和窃密的重点，因而是保密工作的重要一环。对通信手段采取加密措施在战争中是至关重要的，《尉缭子》提倡在军事情报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使用“符节”。

“符节”种类繁多，既是传送军事机密文件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身份识别信物或战时通行证，在该书中频频可见作者对使用“符节”的强调，对“符节” 的使用也有细致的要求，如“五人为伍，共一符，收于将吏之所”。

符节

除情报传递外，《尉缭子》也为作战指挥过程中的通信联络制定了周密的规范。作者提出通过击鼓、鸣金、旗语等方式，隐蔽而又巧妙地在嘈杂环境中快速有效地传递将帅命令、通报战场态势，有助于在隐藏己方意图的同时达成协同指挥和号令一致，形成战场环境对己方单向透明的有利局面。

加强军队管理，实施驻地管制。《尉缭子》尤为强调在战前有针对性地加强军队管理，主张划分营区，严格限制吏卒的行动和言论，并规定主将入营后应立即关闭营门、实施戒严、清查人员，对于擅离职守、越界喧哗的违令者施之重罚，以防止将吏泄露军机。

此外，《尉缭子》还主张战时在驻扎及战斗区域内，实行严格的区域交通管制，包括对通信手段、交通工具和人员活动等方面的管制，此举可以有效限制潜在的间谍人员的行动自由，阻塞其接触情报源和渠道。

提倡明赏正罚，推行连坐制度。《尉缭子》一书深刻汲取了法家思想，在军队管理方面自始至终大力提倡 “明赏正罚”，认为军事保密要“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对于可能造成泄密的行为，往往都处以死刑，强调以严酷的法令保障保密制度的有效施行。

《尉缭子》还提出在“伍”“什”“属”“闾”（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之内和上下级之间实行连保、连坐制度。尉缭认为，什伍有连保，上下有连坐，就没有捉不到的坏人，没有揭发不出来的罪行。

先敌而谋 示敌以假

作为至今唯一存世的“兵形势家”著作，《尉缭子》一书中蕴含的军事保密谋略主要体现在强调先发制人、兵贵神速、避实击虚和奇正相辅上。先发制人要先敌而谋，而且要实施一些伪装以隐藏我方实力和意图，并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

当今学者将反情报措施分为3种类型：拒止、侦查和欺骗。如果说前文对《尉缭子》保密谋略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拒止方面，那么其提出的隐真示假谋略的运用则属于欺骗，也就是进攻性反情报的范畴。这一手段是军事保密的高层次实现形式，利用对手情报渠道传递虚假信息，以误导其决策，化保密工作的被动为主动，将对手困于战争迷雾之中，使军事保密攻防兼备。

《尉缭子》提出：“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之。大不窕，小不恢。”

为进一步隐藏实力,《尉缭子》还提出了“寓兵于农”的“农战”思想，即主张将军事组织隐藏于生产组织中，这一制度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增加政府管理的户口和赋税收入，扩大兵源，更重要的是隐藏了己方的实力底数，有助于对敌实施实力欺骗。以上措施正是对保密工作的谋略运用，也是保密工作的重要手段。

总之，较之先秦诸兵书，《尉缭子》十分重视保密谋略，这是其军事情报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该书阐述的直接或间接的保密措施贯穿战争全程，攻防兼备，具有较强的实操性。这些措施无论在冷兵器时代，还是在信息化战争的今天，都是行之有效的手段。（陈书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