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二战后，世界逐步陷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格局。新中国的外交，就是在这样的东西方冷战格局下起步的。长期经历战乱的中国，犹如一只渴望和平的鸽子，它能够飞越那道竖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铁幕”吗？

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1949年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主要领导人，迎来了秘密来访的远方客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

此时的世界，冷战格局大体形成，任何一个新诞生的国家都必须面对世界被分裂的现实。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在外交上也并没什么太多选择。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打扫好房子再请客，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里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米高扬显然听明白了。经过一周的观察，他已确认，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新中国会和苏联站在一起。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已派出刘少奇秘密访苏，此行的目的是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直接交换意见，通报中国国内形势，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对于刘少奇的这次出访，斯大林十分重视。在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身份给斯大林的一份一万多字的书面报告上，斯大林连续写下15个“对”字。在会谈中，斯大林还对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

在确定中苏关系大框架的同时，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也确定下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新政权，继续同台湾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并阻止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采取“遏制”和“孤立”。从这时起，中美之间开始长达20多年的对抗。

新中国成立时倒向苏联的一边，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曾出现第一次建交高潮。在较短时间内，有26个国家对新中国表示了外交承认。

局面打开了，毛泽东也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国访问。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月，他出访苏联。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希望新的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他告诉斯大林，希望搞个“又好吃，又好看”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新的中苏条约。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新中国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从此，中苏开始结盟，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

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站到了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联一边。这条道路不是人为的选择，而是当时国内外形势下的必然。正如毛泽东所说，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不断后退的朝鲜政府紧急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支援，苏联政府也建议中国派遣部队援助朝鲜。

怎么办？这对新中国的决策者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中国有句成语叫“唇亡齿寒”，面对朝鲜燃起的战火，中国领导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成语。

美国最高当局很自信地判断：中国没有能力单独与美国对抗，只要苏联不采取军事行动，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国也不会出兵援朝。于是，美军无视中国政府的立场，不仅越过“三八线”，还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

经过慎重讨论，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新中国领导人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在全国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

好几天睡不着觉的毛泽东稍微松了口气。他在中南海会见了表兄王季范和老同学周世钊等人。谈到抗美援朝，毛泽东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解释为什么要出兵朝鲜：

“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如果置之不理，美国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用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脚下。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向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揭示出在冷战格局下，新中国抗美援朝的真谛所在。

撕开经贸封锁的裂口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遏制和孤立政策，除了战争威胁，还有经济上的封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孤立，确实让新中国无法迅速融入世界。为了突破重围，新中国领导人颇有智慧地在有限的空间下开展起对外贸易。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美国要求产胶国禁止向中国出口橡胶。由于美国囤积橡胶过多，致使世界市场橡胶供过于求，胶价急剧下跌。一些主要产胶国的橡胶园难以维持，印度洋上的锡兰（今斯里兰卡），30万割胶工人面临着失业的威胁。锡兰政府曾一再要求美国以合理价格购买，均遭拒绝。与此同时，由于主要输出大米的国家出口量剧减，引起国际市场大米价格猛涨。严重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大米的短缺，激起锡兰民众的不满。

1952年9月，中国与锡兰签订了以大米换橡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贸易协定。锡兰是南亚国家中第一个向中国派遣政府代表团并与之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中国和锡兰的经济贸易，开创了中国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开展贸易的先河，其他亚洲国家也先后同新中国做起了生意。

与上述国家“自上而下”做生意不同，中国与日本的经贸来往则始于民间。

1952年4月，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在参加了苏联举办的国际经济会议后来到中国，这是日本在战后第一批访问中国的客人。6月1日，他们与中国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

由于日本政府始终坚持反华立场，中日关系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只能在民间展开。中国政府就此定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民间外交总方针。

在美国推行的对华经济封锁和孤立政策支配下，西欧国家的对华外交更是举步维艰。对此，新中国领导人想尽一切办法以贸易促外交。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组织了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成为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其后，中英贸易额迅速增长。在中英贸易关系发展的带动下，法国、瑞士、联邦德国、挪威等国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中国同西欧的贸易有了较快增长，到1957年底，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长了6倍多。

中国为发展经济，想办法对外开放和交流的愿望越来越明显。正是从1957年开始，每年春秋两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定期举行。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广州交易会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新中国就这样用力撕开了一道道裂口。

两个国际会议，一个中国方案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虽然美苏双方都有和平共处的良好愿望，但在远东地区，冲突依然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1954年2月，苏、美、英、法四国决定，4月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极其复杂的多边外交活动。

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是缓和世界冷战格局下东北亚和东南亚紧张局势的关键，解决起来却错综复杂。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他的同伴们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新中国。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积极斡旋，协调各方，使这次会议最终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1954年，周恩来还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空隙，访问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是1950年同中国建交的，建交之初，中印之间包括边界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并未解决。为此，中印两国在1953年底开始边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中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两国总理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写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为世界冷战格局中的国际社会实现和平提供的中国方案。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山城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新中国则因第一次扮演大型国际会议的“主角”，而受到世界的瞩目和尊重。

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29个亚洲和非洲国家联合举行的国际会议，与会国家的人口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会议中，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亚非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蓝本的处理各国关系的十项原则。

亚非会议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与30多个国家建交，是第二次建交高潮。这次建交高潮，使新中国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开拓出新的国际空间。（陈晋 潘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