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中 永不中断的信号
1942年，日伪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后，为了加强对冀中地区的统治，不仅建立了很多伪政权，还到处修碉堡、挖封锁沟。
在这种形势下，冀中对敌斗争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地道战，冀中的无线电通信工作也随着地道战的开展转入地下。
一开始，电台队员和当地老乡一起挖“蛤蟆墩”，但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战士和老乡们集思广益，决定挖新的地道或者改造“堡垒户”的地道，专门用于无线电通信。仅当年冀中九分区所挖的电台“堡垒户”就有22个。
根据当时电台工作的特点，地道长度一般要30—40米，需要建在房子下面，才不易被敌人破坏。内部要能放置全套设备，还要设休息室、卡口和翻口，此外，地道里还要布置枪眼、瞭望孔、通气孔以及突围用的暗口，达到能打、能藏、能全天工作和“三防”的要求。
电台信号要好，就得把近两百根细铜丝绞合成的天线架在地道外的房上或院内，非常惹人注目。电台队员们多次改进，把天线拧在多股麻绳里，工作时拴在院里，扔到房上，再晾晒几件衣服，使之就像一根普普通通的晒衣绳，既不妨碍发射电波，又隐蔽伪装得很好。
发电报时，为了隐蔽手摇马达工作的嗡嗡声，电台队员就把马达放到地道靠里的休息室中，将收发报机放到洞口一侧的“猫耳洞”里。一是因为这里靠近洞口比较干燥，机器不易受潮；二是因为在这个位置发报，天线进洞少，能够提高发射效率。发电报时，需要同时摇动马达，为了解决马达和发报机分隔两处的问题，电台队员便在地道两端拉一条绳子，绳子上再拴个小铃铛，报务员一拉铃，摇机员就摇，再一拉就停，两人合作默契。
就这样，电台队员们摸索出了一套利用地道昼夜工作的方法，既隐蔽安全，又保证了战斗中无线电通信的顺畅。
在艰苦的环境、残酷的斗争中，冀中的无线电通信之所以在地道中都没有中断，离不开英雄的人民。遍布在各个村庄的“堡垒户”，不仅帮各分区将备用器材、电池等用蜡封存好，藏到自家的夹墙中、麦地里，还帮着电台部队隐蔽作战。
1944年3月的一天，冀中十分区电台刚转移到大魏庄“堡垒户”王振江家里，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一进门就抓住王振江问：“八路藏在哪儿？地道在哪儿？”王振江回答道：“我一个老百姓哪知道。”敌人不信，就到屋里找。地道口设在锅台底下，王振江的老伴儿怕被敌人发现，急忙抱来一捆柴，说是给“皇军”烧水喝，结果弄得满屋子是烟，把敌人给呛了出去。敌人没有搜到电台，就迁怒于王振江，对他进行严刑拷打。老人吃尽了苦头，但始终没有暴露电台。正是在百姓们的拼死掩护下，电台的信号才能坚持发出。
冀中无线电通信部队在战火中诞生，在熔炉中锤炼，在战斗中成长。抗日战争中，这支队伍的情报传递工作，为取得反对敌人“围剿”、冬春季反“扫荡”、保卫麦收、百团大战和反蚕食斗争等重要战斗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这支队伍的日臻成熟，也为解放战争中我军使用无线通信联络指挥大兵团作战，准备了条件。
拓展：红色电波背后的“软件”与“硬件”
1939年5月，冀中军区无线电中队成立后，一方面大力培养通信技术人员，另一方面积极筹备器材，使无线电通信建设适应冀中地区军事发展的步伐。
冀中军区和各分区先是从地方上动员了20多名懂通信技术的人员充实队伍，又相继从晋察冀军区、120师、延安中央军委三局以及晋西北调来7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
早在1938年1月，人民自卫军司令部通信营就开办了“报务训练队”，选调和招收学员培训通信技术。冀中军区正式成立后，在安平成立了“冀中军区司令部无线电训练队”。在教学中，冀中军区请来了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的韩重仁担任电训队教务主任，主持训练工作。学员主要学习机务、英文、报务三个课题。训练队前后共开办十期，训练学员520人左右。各分区、南进支队和军区党委等也自行开办了规模不等的报务训练队（班），前后共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650多人。
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下，电台器材来之不易。当时我军前线主要使用的电台型号为两支“71”A管哈特莱式发报机和三支“30”管再生式收报机，这些器材主要来自军区配发、收缴或自制组装。虽然当时的延安通信材料厂可自产小型收发报机，但产量小且多为组装机。各区的发报机很多配件还是从群众捐献的旧收音机上拆下来的。收发报机元件数值、质量都达不到严格要求，信号较差。
这种条件下，冀中军区想方设法解决无线电设备问题，不但成立了机务室，积极仿制哈特莱式发报机和再生式收报机，还维修、改制电子设备，基本满足了电台器械配发和日常养护的需求。
在冀中各分区，有的小队还自制电池，用手电筒的小电池焊接组成一块大电池，电力不足时一节节地进行检测，有电的再继续使用。后来，有了手摇马达，电台的动力问题才有所缓解。
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冀中的无线电通信队伍逐渐壮大，无线电通信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为抗日前线的信息传递以及后来的隐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上官诗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