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恩来是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的楷模，其临危不惧的胆识，优秀的文化素养与独特的人格魅力，一心为民的献身精神，严于律己、清正廉明的优良作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德，像一面旗帜为共产党人树立榜样。
其一、周恩来是坚守信仰、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的楷模。
周恩来从五四运动起投身革命后，东渡日本，远涉西欧，通过推求比较，终于找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论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坚守信仰，还是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统治后，受到排挤之时，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相忍为党、倾一腔热血，全身心地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任劳任怨、奋力工作、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1935年，在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以自己并非帅才，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此后的长征路上，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发难时，周恩来再次顾全大局让出红军总政委职务，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阴谋，胜利完成长征。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其二、周恩来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力挽狂澜的无畏胆识，令人敬佩。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冒着风险奔赴西安。在西安期间，周恩来面对瞬息万变的危急局势，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多方斡旋，力挽狂澜，与叶剑英、博古等历尽艰辛终于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新局面。
其三、周恩来优秀的文化素养、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超人的政治智慧，赢得国内外友人、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尊重。
1939年至1946年5月，在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并以优秀的文化素养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超人的政治智慧，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既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团结各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
各民主党派人士、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也通过儒雅潇洒、气度非凡、待人以诚的周恩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坚定了与我们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团结共事的坚定信念。
其四、周恩来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的典范。
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周恩来说：“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实现民族平等和共同发展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即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制定和实施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创建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结合各民族聚居地区的具体情况，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先后成立了新疆维吾尔、广西壮族、宁夏回族三个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
同时，周恩来提倡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促进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对于各民族、尤其是对内蒙古和西藏两个自治区经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周恩来强调要增强民族合作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是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的典范。周恩来还提出我们应该帮助各民族人民训练和培养成千上万的干部，并对少数民族干部关心爱护、悉心培养，是民族干部的知心人。
其五、周恩来是忠于职守、日理万机、呕心沥血、一心为民的党员干部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初期，水患灾害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了治理淮河水患、治理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黄河，“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周恩来亲自领导治淮、治黄。至今黄河已达连续半个多世纪安澜的局面。丹江口、新安江等大型水电工程、首都北京的密云水库，根治海河的庞大规划，及具有里程碑式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等都浸透着周恩来的心血。
20世纪50年代后期，周恩来在察觉我国在大规模大兴土木进行建设时，破坏了大量森林后，于1960年，在昆明的海口林场种下了一棵油橄榄树，并强调：从中央到地方的负责同志，每年都要带头植树，要养成一种风气。50年代后期，周恩来在我国搞工业化一开始即提出应注意环境保护问题。进入70年代，他汲取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严重的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的教训，提出 “预防为主”的环保方针。1974年3月31日，周恩来在谈到核电安全问题时说：“我们不能嫁祸于海，一点也不行。”他在听取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汇报时强调：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是粮食问题。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粮食问题，周恩来曾下令准备几列装满粮食的火车停在交通干线上，随时准备待命驶向告急的地方。他曾和有些省的负责同志交谈，让他们顾全大局拿出一些粮食支援灾区。他甚至利用吃饭敬酒的机会与某省委负责人谈借粮问题。同时，周恩来还深入到农村和东北各省及大庆油田调研，了解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他经过调查了解，发现《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保持部分供给制和开办公共食堂问题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后，于1962年5月7日凌晨，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了群众反映较大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并当机立断解散了社队公共食堂。
1966年3月8日凌晨，周恩来获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有几千人丧生，受灾面积达到32000平方公里后，立即指示卫生部派医疗队前往救护，并连夜召集国务院和总参有关人员开会，商定紧急驰援措施。次日下午，他冒着余震危险，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赶赴灾区，听取当地政府的情况汇报，了解灾害详情，先后三次深入到受灾最严重的隆尧、宁晋等地慰问受灾群众，调度人力、物资，指挥救灾抢险工作，并向灾区人民发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庄严号召，极大地鼓舞了震区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
其六、周恩来严以律己、清正廉明的优良作风，为共产党人树一代新风。
周恩来作为执政党的领导人、共和国的总理，深谙“公生明、廉生威”的深刻哲理，因此，他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并以自己的行动破除封建社会那种一朝大权在握，便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酝酿政务院内阁名单时，周恩来力排众议，坚决不同意安排自己的妻子邓颖超到政府里任职。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在酝酿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名单时，毛泽东提议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这个批示却被周恩来压了下来。
周恩来对晚辈和亲属要求更为严格。为了堵住后门，严防不正之风，制定了严格的十条家规。
平时，周恩来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率先垂范、毫不特殊。他无论走到祖国的哪个地方，住宿费、伙食费和公园门票，都嘱咐工作人员按标准交。他尤其厌恶一些地方干部和老部下借他出差之机，给他送东西，哪怕是一两筐新鲜水果或蔬菜。一旦经他发现，也要身边工作人员给退回去。有时因飞机已经起飞实在无法退回，或者回到西花厅后他才发现，也要身边工作人员按价把钱寄回去。周恩来严以律己、清正廉明的优良作风，为共产党人树一代新风。
其七、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和崇高的精神风范，堪称人民的好总理。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和不断滋事干扰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处在异常困难情况下的周恩来，在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保护一批党和国家老干部、著名民主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并调兵遣将，保护中南海、钓鱼台和一些要害部门的同时，最担心两件事：一是忧虑大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干部被打倒了，国家将靠何人去治理？一是担心经济被搞乱了，全国人民将怎么生活下去？为了减少动乱给工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周恩来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因势利导、力挽狂澜。哪里有险情，他就把工作做到哪里！
在十年动乱中，周恩来经受了惊涛骇浪般的严峻考验，也愈加显示了他相忍为国、顽强拼搏、奋力抗争的高尚品德和磊落胸襟。即使在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之时使他原本不太严重的心脏病加重；过于沉重的治国理政的担子和高强度的工作，致使周恩来1972年5月18日确诊膀胱癌后，他更是在和疾病争时间、抢速度、奋力工作，想方设法和毛泽东选定接班人，以防大权旁落。
周恩来在最后的日子里，关心台湾回归，低吟《国际歌》表达对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渝，并就后事嘱咐妻子：丧仪要从简，一定要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湖泊里。弥留之际，周恩来对医疗组组长吴阶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需要你的地方很多，我这儿没什么事，你去吧，他们需要你。”
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生前将一片丹心、一腔豪气献给了执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死后也将一切献给祖国和人民，真正做到了生生死死为人民。周恩来的才干品德、灵活自如的政治智慧、超人的组织与协调能力和崇高的精神风范，使他像一面旗帜为共产党人树立榜样，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恒的丰碑。正如习近平所说：“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他“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周恩来病逝后，联合国专门降下半旗，130多个国家和政党的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和唁函，向这位东方的伟人表达了无比崇高的敬意！
［刘春秀，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审。自1970年12月起，先后在中央档案馆、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后改称第二编研部）工作。长期从事周恩来著作编辑和研究工作，曾参加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军事文选》《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周恩来画册》等多部周恩来书籍。著有《周恩来和邓颖超》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