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决策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作为杰出的战略家，毛泽东主要是从战略方面讲“导演”“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的。1936年9月26日，毛泽东在致叶剑英、刘鼎的信中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和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在实践中，毛泽东总是从战略高度作出正确决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以延安换全国”就是他从战略高度作出决策的典型例子。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23万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而陕甘宁我军只有2.5万兵力，虽然延安地形利于防御，陕甘宁我军战斗力很强，但毕竟敌众我寡，全党都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担心。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决策：主动放弃延安，“内线防御，外线解围”；自己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对于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很多干部、群众想不通，毛泽东就耐心地向大家解释“人”与“地”的关系，讲科学取舍决策的道理。他曾对中央书记处一位同志解释“人存地存，人失地失”的道理，信心百倍地说：只要蒋介石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作撤离延安后的作战部署时说：“我军打仗，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毛泽东还对老百姓解释说：延安就像装满金银财宝的大包袱，蒋介石和胡宗南就像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来打劫了，那么好吧，我们就放弃延安，把包袱给他们背上，这样我们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手里。毛泽东和党中央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一年多，行程1000多公里，途中完成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而在陕北，西北野战兵团也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相继取得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军1.4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两头挑担子，中间直插敌人胸膛”的决策。“两头挑担子”，就是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时，这两个地方我军要牵制住敌人，大量消灭敌人；“中间直插敌人胸膛”就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他先后派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挥师南下，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后来和他的秘书胡乔木形象地说：“蒋介石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握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起到了大量牵制、调动、消灭敌人的作用，1948年3月，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全部达成。当月，他和党中央东渡黄河，到达华北，直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暂不收回香港的思路，是毛泽东出于全面考虑后作出的一项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事实也充分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无比正确。
毛泽东关于保留香港现状不变的决策，是他从战略高度作出决策的又一个典型例子。解放军于1949年10月解放广州后，已经兵临深圳界河边。此时，毛泽东却下令：解放军止步，不要越过内地与香港边界。毛泽东下令解放军不打香港，并不是他临时作出的决策，而是他很早以前就深思熟虑才下定的决心。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在延安对一位西方记者说过，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 4卷，第 207页）。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筹建新中国时，对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谈到香港及与之有关的问题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948页）对于毛泽东不解放香港的决策，党内很多人不理解，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也不理解，认为这是对帝国主义示弱，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殖民统治继续存在。毛泽东解释道：英国在香港没有多少兵，解放军占领香港轻而易举，但我们为什么不那样做？因为香港情况特殊，“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49—250页）实际上，毛泽东有两个更深刻的考虑：一是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必然对中国采取封锁、打压政策，我们应该分化西方阵营，而英国是我们做分化工作的首要目标国。正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在后来的日内瓦会议上，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倾向我国或者保持中立。二是新中国搞建设，需要与世界保持经济联系，而香港正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窗口和通道。同时，香港也能起到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气象台”和“桥头堡”的作用。毛泽东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才作出了暂时不解放香港的决策，正因为作出这个战略决策，当美国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时，中国仍然能通过香港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陆上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时，香港则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而且，毛泽东的决策，也为后来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社会安定和谐、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可见，毛泽东作出保留香港不动的决策十分英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决策、炮击金门决策、对印度自卫反击等等，无不展现他作为伟大战略家总揽全局的决断眼光、敢打必胜的决断意志、全面权衡的决断选择、负重千钧的决策担当、灵活机动的决断创新、将军事、经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决策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