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恰当
在毛泽东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中，恰当的工作方法，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十分重视工作方法。他曾经用“桥”和“船”形容工作方法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极为重视的问题。
要有恰当的工作方法，首先要有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毛泽东是这样做的，也是他所要求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就预见：抗日战争不仅必定胜利，而且预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将会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两者要衔接起来。他预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当时，不仅国民党方面不信并攻击毛泽东的预言，共产党内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第三种力量”则根本不相信。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客观形势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预言非常正确。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新中国时，无论1949年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宪法的诞生，都证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战略思维是正确的。正因为这个战略思维正确，当历史巨大变化到来时，我党的具体工作方法也就十分清晰、具体、得当了。这些都是在毛泽东1940年战略思维指导下，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积累形成的。
毛泽东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他经常举刘邦的例子，说刘邦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好。1957年，毛泽东同他的秘书交谈时说，刘邦是平民皇帝，做过小官，与当时的贵族、将军项羽比，他一没兵，二没人，为什么他能够得天下呢?就是有两样，一是主意好，即决策对头，二是会用人。刘邦先进攻咸阳，平定阿房宫，这个主意好。刘邦会用人，箫何、张良、韩信三个人都很有能力，但本事不一样，刘邦就给他们分工，有的做参谋，有的做后勤，有的做将军。刘邦用了这三个人，就弥补了自己的不足。而项羽只有范增一个谋士，但这么好的谋士，他都不会用。所以项羽才失败。毛泽东把刘邦和项羽进行对比讲了这样的道理：当领导的，第一，要决策对头；第二，要用人得当。这也是毛泽东对自己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既善于决策，又善于用人。国民党发起全面内战后，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是：必须先夺取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个决策是看得远的，是正确的。作出这个决策之后，毛泽东派出大批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在内的干部进入东北，加强我党在东北的领导力量，并根据东北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调整东北局领导人，使东北我军由弱变强，接连打胜仗，在短时间内不仅使我党占领全东北，并且将东北我军发展到人数超过百万、装备也相对较好的野战军，为我军取得后来许多重大胜利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反对党八股》中说：“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毛泽东讲的，就是他的基本工作方法，这就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毛泽东总是先了解实际情况，然后再决定方针。他于1930年5月写的《调查工作》（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他当时就把苏区很多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写出系列调查报告，并据此确定了苏区许多重要工作方针。
建国后，当“大跃进”暴露出许多问题时，毛泽东自己组织三个调查组，深入基层，直接听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意见，从中发现许多问题。对于这个方法，毛泽东总结道：“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很多领导干部遇事拿不出办法，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话中是他对干部的要求，也是对自己工作方法的总结。“大跃进”之后，中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如何克服困难?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方法?毛泽东给出了答案：通过调查研究找办法。在他亲自带领下，全党兴起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在亲自调查研究中发现：“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在了解实际情况基础上，毛泽东和党中央确定了克服困难的基本方针办法，各地也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调整了过去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我党很快就带领人民克服了困难，各方面事业都得到很大发展。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倡导全党干部“要注意辨别风向”。他引用宋玉《风赋》中“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文句，讲了这样的道理：“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善于从细枝末节、起于“青萍之末”的“小风”中，观察到其发展到“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风”的可能，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早作准备、下先手棋，是毛泽东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之一。在开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意识到，进城后，我们有的干部会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而腐化堕落，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党干部要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毛泽东对此也保持高度警惕。1951年10月毛泽东觉察到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中孕育着腐化堕落的“大风”，下决心解决。中共中央于12月初发出重要文件，“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汇报，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督办，亲自指导，提出方针，交待政策和方法，还用很大精力落实定案工作。“三反”运动中又揭发出不法资本家同干部中的腐化分子勾结、从事犯罪活动的情况。毛泽东意识到这同样孕育着“大风”，决定紧接“三反”运动开展“五反”运动。这两个前后衔接的运动，及时处理了党内腐败问题，同时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取得了端正党风和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打下基础两方面成果。
毛泽东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还体现在他善于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对于工作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多谋善断”；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把领导机关当作“一个加工工厂”；“文武之道，有张有弛”；“波浪式的前进”；学会“弹钢琴”等等工作方法。用恰当的方法解决性质不同的问题，是毛泽东的经验，也是他具有杰出高超领导才能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