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尉缭子》集春秋战国军事思想之大成，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规律、立法建制的内涵和为将治军之精要，有着“此书不在孙武之下”的美誉。

关于《尉缭子》和尉缭，自古以来多有争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尉缭子》三十一篇”，同时又记载杂家《尉缭子》二十九篇，并注出于“六国时”。《隋书·经籍志》记载：“尉缭，梁惠王时人。”清代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中说，尉缭是战国时魏人，“善理阴阳，深达兵法”，后应梁惠王聘请，“陈兵法二十四篇”。另一说认为尉缭是秦始皇时代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公元前237年，“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尉缭”游说秦始皇，深得秦始皇赞赏，被封为“国尉”（最高军事长官）。其中最极端的看法认为，尉缭本无其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包含《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大量秦汉之前的兵书竹简。其中出土的《尉缭子》残简6篇，证实《尉缭子》一书真实存在；且其简文与今本及唐代《群书治要》引文基本相符，证明了《尉缭子》在西汉以前就已广泛流传。迄今为止，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尉缭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学家，被誉为“兵家四圣”（孙武、孙膑、吴起、尉缭）之一，著有在中国兵学史上极具特色的《尉缭子》。

今本《尉缭子》现存5卷24篇，其军事思想主要继承自孙、吴兵法，并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成。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评价道：“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尉缭子》一书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尉缭提出“重人事”，即注意政治、提倡农战和依靠自己；强调严格治理军队，对战场纪律作了严格规定；在作战指导上主张“先料敌而后动”“击虚夺之”等。

此外，《尉缭子》对军人临战强调“忘家”“忘亲”“忘身”，即“三忘”精神，至今仍有广泛影响：“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名将而无家，绝险逾垠而无主，左提鼓右摅枹而无生焉。故临生不为死，临死不为生”“兵有五致：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后来的兵家多以此论为据发挥。如“为将者受命忘家，当敌忘身”（《六韬逸文》）、“故受命而出忘其国，即戎忘其家，闻枹鼓之声，唯恐不胜忘其身，故必死”（《说苑·指武》）、“临军之日，则忘其亲，援枹之时，则忘其身”（《刘子·兵术》）等，皆与《尉缭子》上述所论相似。

尉缭不只阐述军事理论，而且以深邃的眼光和广阔的视野洞察剖析战争的本质。“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书中这句看似平常的警示良言，时至今日仍然振聋发聩：在和平之时也要居安思危，警惕汹涌澎湃的战争暗流。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设强大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孙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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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子》一书，最早著录于班固《汉书·艺文志》。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为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现已整理出版，最新成果见《银雀山汉墓简牍集成（叁）》。唐代魏征等人辑成《群书治要》，选有《尉缭子》四篇，被认为是最接近原书的版本。唐代之后，此书抄本由日本遣唐使带至日本。宋代以后，《武经七书》所收的《尉缭子》属今本。其中有些篇目异于竹简本和《群书治要》本，很有可能是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不断增补所导致。

历代注解《尉缭子》的重要成果有：施子美《尉缭子讲义》、刘寅《尉缭子直解》、黄献臣《尉缭子开宗》、朱墉《尉缭子汇解》、谢重纶《尉缭子全题讲义通考》、丁洪章《尉缭子全解》等。当代研究《尉缭子》成果有：刘仲平《尉缭子今注今译》、华陆宗《尉缭子注译》、钟兆华《尉缭子校注》、刘春生《尉缭子全译》、许宏富《尉缭子校注》、黄朴民《黄朴民解读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等。（付耶非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