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多岁的阚璞在为年轻一代讲述革命故事。

阚璞在新四军军部旧址前留影。

年轻时的阚璞。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她虽未持枪冲锋陷阵，但却在看不见硝烟的金融战场上，守护根据地的经济命脉。她是阚璞，一位在“钞票”上抗战的女战士，用青春与智慧书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一、浮槎山下初长成革命路上觅知音

1926年1月，阚璞出生于今天肥东县石塘镇一个叫阚中份的小村里。阚家世世代代是农民，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精耕细作祖上留下的十几亩薄田，倒也能勉强维持生计。只是随着阚璞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她的相继出生，家里人口增多了，生活便越发困难了，以至于阚璞生下来后就没有大名，因为她在兄弟姐妹中最小，大家就喊她“小老巴子”。

屋漏偏逢连阴雨。阚璞一岁多时，母亲便因病去世了。考虑孩子太小，父亲忍痛将她抱给人家养。没想不久后阚璞生了一身疮并引起感染，那家人也不愿收养了。姐姐只好又将她接回了家。

据阚璞后来回忆说，虽然一家人的日子更艰苦了，但阚中份村位于风景秀丽的浮槎山下，她从小便像男孩一样喜欢爬到山上玩，倒也无忧无虑，更锻炼了她胆大心细、不畏艰险的性格。这为她后来参加新四军、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五岁那年，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阚璞和邻村一名男孩定了“娃娃亲”，双方家长商定待两人成年后便可完婚。“1943年，我17岁了，得悉我未婚夫几年前就参加新四军了，就在定远县藕塘镇。于是我的两个哥哥带着我，假装成布贩子，一起赶往藕塘寻找我的未婚夫。”阚璞在回忆文字中说。

到了藕塘镇，阚璞他们很快找到了未婚夫李济生，并且知道了他在新四军二师工作。经他介绍，阚璞也参加了新四军。不久后，他们向组织打报告申请结婚了。“那时结婚可简单了，我们买些花生、瓜子、枣子，放在桌上，大家围坐一起，说说笑笑，就算办个仪式了。”阚璞后来回忆说。

二、票钞室里显担当，扫盲班中写新名

阚璞参加新四军后，被分配到新四军二师票钞室，负责税票装订和印章加盖工作。

前文说过，阚璞在家时没有大名，只有小名“小老巴子”。到了部队后当然要有大名，特别是阚璞所从事的给票证加盖印章工作，每笔交割必须签名。但阚璞参军前没上过学，不识字，给自己起名可就犯难了。据阚璞后来回忆说，当时她请大家帮忙起名字，一下子起了十几个名字，她又不知该选哪个了。最后还是时任淮南抗日根据地津浦路西专员的郑抱真知道了这件事，帮忙起了“阚璞”这个寓意很好的名字。

名字有了，阚璞非常开心，但还有开心的事，那就是部队将一些不识字的同志组织起来，进行文化教育。阚璞也被选中参加扫盲班学习。

“记得扫盲班是在一座破庙里，教员都是部队里有文化的老同志。我在扫盲班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大家都非常照顾我，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多年后，阚璞还能回忆起参加扫盲班的情形，“扫盲班的学习材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编写的、手工刻字印出来的，有图有字，好读易懂；作业本纸张很粗糙，铅笔也很少，为了练字，我们只好用树枝在地下画，用手指头蘸水写；上课没有课桌板凳，不管职务高低，全部一样打着绑腿坐在地上。”在大家的帮助下，阚璞先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这样工作方便多了。

尽管条件艰苦，但阚璞和扫盲班的学员们热情高涨，他们边工作边学习，每个人进步都很快。本来需要半年的扫盲计划，他们四个月全结业了。“在结业大会上，首长发给我们每一位学员一本作业本、一支铅笔和一张结业证书。我把这些东西领回来，放在枕头底下，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

阚璞虽然年龄不大，但对工作非常负责。她和战友们一起与日军伪造根据地票钞做斗争，保护根据地经济秩序。他们与敌人斗智斗勇，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破坏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阴谋。他们虽然不是战斗在最前线，但也可以说经历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他们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这从她的回忆文字中也能看出。

“抗日战争后期，每逢农村丰收季节，日本鬼子便四处掠夺‘扫荡’。为反‘扫荡’，我们会带领老百姓转移。我们非战斗人员也发武器，男同志每人长枪一支，子弹10发，女同志每人两颗手榴弹。这两颗手榴弹准备一颗炸敌人，一颗留给自己。”阚璞说那时候她和战友们什么都不怕，有时和部队一起转移，乡亲们会帮他们化装，借便衣给他们穿，有时还帮他们把脸涂点锅灰，让外人看不出来他们是新四军战士。

当然，阚璞和战友们也时常帮助根据地乡亲们。日伪军来“扫荡”时，会将田里的庄稼抢走或放火烧掉，把乡亲们房子都烧掉。反“扫荡”结束后，阚璞和战友们回到根据地，首先抢收田里烧剩的庄稼，再帮乡亲们盖房。等乡亲们住下以后，部队才修建自己的营地。因此，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乡亲们十分愿意支援新四军打鬼子。

三、隐蔽战线传情报，红色血脉永流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消息传来，阚璞所在的部队以及整个根据地都沸腾了。“记得那一天，我们部队在藕塘镇南边大沙河召开庆祝大会。会场上锣鼓喧天、人山人海，附近部队和老百姓都赶来了。不论军人和老百姓，个个喜笑颜开，整个会场非常热闹。我们在白床单上用毛笔写上‘胜利了’几个大字，用竹竿撑起来去游行，好多人看见了都向我们鼓掌欢呼……”阚璞在回忆文字中说，那段时间，他们喊哑了嗓子，拍红了手掌。

1945年10月，阚璞随部队转移到津浦路东根据地的天长县。阚璞在仁和集古井寺区政府工作，负责文件收发和来人接待等工作。1946年秋部队北撤，考虑孩子太小，阚璞夫妇决定转移到其他地方暂时隐蔽，后辗转回到老家肥东。1948年春，阚璞夫妇参加了肥东武工队，他们家成了武工队联络点，阚璞担任武工队地下交通员。

据党史记载，这段时间，阚璞经常帮武工队藏、运枪支弹药或送情报等。有一次，阚璞把武工队藏在他们家的两支驳壳枪，放在打猪草的篮子下面，准备送到武工队隐蔽的村子，结果遇上保安团检查。正当阚璞束手无策时，认出保安团里有一名远房亲戚，于是马上招呼他。他一看是阚璞，心领神会地主动来检查她的东西，随便翻翻就放行了。阚璞一看这远房亲戚有争取过来的希望，就向组织进行了汇报。在阚璞的努力下，这名远房亲戚后来果然携枪投诚，还参加了渡江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阚璞先后在合肥蛋品厂、百货站工作。离休后直至90多岁，老人家依然积极参加多场宣讲活动，宣传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

从票钞室的灯光到隐蔽战线的风雨，从青春年华到白发暮年……阚璞的成长历程，是无数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女性的缩影。她的故事，不仅是一段个人传奇，更是一盏精神明灯，提醒我们红色基因永不褪色，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崔建军 程堂义 鲍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