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科志：
那时我正在西南联大读大学
看到日本飞机来炸我同胞，我就去当兵了
陈科志，原美军第14航空队飞机维修员。
我中文名叫作陈科志，英文叫Jerry Chen。我出生在1926年，在湖南长沙长到11岁，爸爸带我到香港去，在香港念中学。我1940年到1945年参加美国飞虎队，在昆明、缅甸、印度打过仗。
那个时候我正在西南联大读大学，我看到日本飞机来炸我们中国同胞。我就去当兵了。
招考飞虎队队员，要会讲英文，还要验身体，要大学校长开的证明才能进去。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机械系，所以分配到机械部门修理飞机，我在飞虎队的任务是保养战斗机。保养飞机分几个部门，有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的。
1942到1945年，我在飞虎队执行了四年的任务。那时相当危险，日本的飞机都是几十架、一百架地轰炸我们。我们的战友很多都炸死了，看见路上都是血，很可怜。没有办法，为国家牺牲，但我们的部队也打了20余架日本飞机下来。
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我飞过很多次。因为被日军占领了，物资过不来，都是靠飞机运过来。我就跟飞机到印度去了很多次。“驼峰航线”很危险，飞机不能飞那么高，要从山峰里面穿行过去。日本的飞机是九架在一起，排成一个人字形，有时候一来就是一排，足足有27架。我们的战斗机也很多，几十架上去打。这时候遇到轰炸机，飞机掉下来就直接撞在山上。
我们的飞机很多掉下来，都被中国人救了。我从飞机上跳降落伞下来，中国老百姓救下了我。
飞虎队基地总部在昆明，重庆、成都、桂林、湖南、浙江几个地方都有，我都去过。我一共执行了多少次任务记不清楚了，从昆明飞印度，运物资回来，再去印度那边修理飞机。
年轻时的陈科志（前排右一）。
飞虎队人太多了，我们这个部队，189人的第一大队里，中国人就我一个。
我觉得身为飞虎队员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就是为了国家，自己无所谓，命都不要。
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大部分撤退回美国。我跟上司到香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后来自己做生意，香港、美国两头跑，一直做到60多岁就退休了。
那个时候，我们将美国的手纸、笔、汽车、衣服、粮食，由美国运到香港，香港再运到大陆去，分发给老百姓。
2015年，我受邀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典礼。发了勋章给我，我很高兴。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就是飞虎队的，这是当时的标志。
马大任：
投笔从戎，我被分配到陈纳德办公室做译电员，管他的密码
马大任，陈纳德的译电员。
我1920年出生在温州永嘉县，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我父亲是温州中学的教员，温州中学待遇很好，所以我家在温州也算是有钱人。我父亲是个学者，很受尊敬，所以我小的时候非常幸福。
父亲对我的教育非常重视。我小的时候，父亲就到上海去了，他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书籍和杂志，都寄回温州。我房间里有个书架，上面有很多书。我写信给父亲，父亲看了我的信后，把所有的错字都改了，再寄回来给我看。
父亲还买了许多儿童体育用品。那时候学校的体育球类有五种：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我念初中的时候是全校唯一的五球选手，而且是网球队的队长。
我高中在上海中学念书，没有念完日本就打来了，那是1937年。那时高中学生念完一年级，要受3个月的军事训练，预备将来当军官同日本打仗。我在镇江受的军训。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那个谢团长，就是训练我的大队长。
军训还没结束，日本就打来了。我还是继续念高二，总想着抗日。我父亲对我说，你还继续在租界念书的话，你就要做顺民了，不能够抗日，否则你要被绑票了。假如你不愿意在上海住，不愿意住在日本人威胁之下的租界，你就到内地去当难民，你要么做顺民，要么当难民。我就同父亲说，我顺民也不当，难民也不当，我当兵去，所以我就投笔从戎。
到1938年，我就离开上海了。当时，哥哥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加入了随军服务团。我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坐火车到内地去投奔他。
后来我们的随军服务团解散，我考取了中央大学，当时选择了外文系。1941年飞虎队来到中国，这一百个飞行员，每个人都要配一个翻译员，他们要生活，要去昆明买东西、上饭馆。中国空军说不行啊，我们哪有一百个翻译员，我们只有飞行员。又不能够打广告招翻译员，万一日本派奸细混进来，那就糟了。中国政府想了个办法，说这样子，我们不对外公开招，我们指定五个在内地最好的大学的外文系的学生，可以自愿到飞虎队当翻译——是自愿，不是强迫。
这个命令下来之后，因为我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我就自愿参加飞虎队当翻译。到了昆明之后，我们要受三个月的训练，因为我们好多东西都不懂，空军的规矩不懂，另外我们在学校学的是英式英文，这些飞行员都是美国人，有许多词语英国人是这样说，美国人是那样说，所以我们要训练从英式英文改成美式英文。
训练之后分配工作，有一些去当飞行员的翻译，有一些做其他工作，我是分配到陈纳德办公室做译电员，就是管他的密码。因为空军来往的信件都要经过密码，明码改成密码发出去，来的电报都是密码，我翻译成明码给陈纳德看。
马大任绘制的总指挥部的平面图。
我们有八个译电员，因为译电需要两个人同时做，一天24小时，我们两个人一组，每一组工作六小时，所以需要八个人。我画了一张总指挥部的平面图，陈纳德的办公室就是他、翻译长舒伯炎和秘书三个人。我们这电报弄好送进去，有电报送出去他就告诉我们。陈纳德这个人非常客气，很少讲话，他很静很静的，从来不大声讲话，同我们讲话也很客气。
我的服务期是一年，一年之后我就回到中央大学继续读书了。
